导读：
       ■后财富时代的深商领袖们
       ■后财富时代的企业使命
       ■后财富时代的城市理想
       ■懿德轩：仅献后财富时代的先行者
正文：

■后财富时代的深商领袖们

我们习惯于这样看待深圳：这里是创新之都，许多领域都能得风气之先，因此深圳出现的任何新事物都不必为之惊奇。对于位于深圳华侨城的懿德轩，最近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同样也应如此——这是深圳的一部分！懿德轩诞生的意义姑且可以按下不表，但说深圳在“后财富时代”的价值机理。

深圳的发展史是一部城市现代化的宏伟史诗，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微茫到宏大的一个的时代大剧。而这个城市伟大的成就的背后的真正力量是人。这些犹如清教徒一般的创业者，在经历急行军式的奋斗历程、完成从奴隶到将军的人生跨越之后，也造就了深圳的奇迹。这就是人和城市的共生关系，也正好印证了莎士比亚“城市即人”的箴言。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是乔布斯的主张，他具备听从直觉、追随心声的勇气，这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他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个人。造物主赋予人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自强不息。没有人能阻止乔布斯产生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创意，同样，也没有人能阻止任正非自虐式的奋斗，没有人能解释马化腾为什么能够实现跨界的颠覆。也许通用总裁韦尔奇的话可以解释这些——只有偏执狂才能活下去。

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企业家群体是深圳的缔造者。优秀的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资源，他们以创业的勇气与智慧为深圳开创了一个财富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们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同时也完成了知识的积累、眼界的拓展和人生的丰厚。

成功对于人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催醒人的蜕变。在后财富时代，领袖们将实现怎样的超越，又将如何自处呢？富裕的生活是一种简单的富足，而有一种生活是厚重的丰盈。造物主在每个人的心里打下烙印，世上万物都有意志，人的超越即为意志。这种意识本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和精神旨归。

士不可以不弘毅。没有理想是可悲的，是对生命的亵渎，是对时代的辜负。企业家理应追求理想，因为他们是离理想最近的一个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最优资格追求理想的一个群体。然而，如果企业家放弃了，甘于平庸，耽于低级趣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富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是《圣经》中的话。上帝不一定眷顾富人，但一定会眷顾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世界上，能够感动人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因为理想而奋斗的坚毅品格。

深商领袖们没有小富即安，因循守旧，而是仍然与这个年轻的城市一样保持奋进的张力。在这个国际化的新兴城市，一旦止步就如芒刺在背。这种国际视野和竞争意识，让他们总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他们赋予这座城市强大的气场。他们有一个顽固的情结：总该为这个时代做点什么。

■后财富时代的企业使命

从一个小渔村发轫之初，深圳的企业谈理想是可笑的。即便像华为这样伟大的企业，在刚创立的时候，也仅是为了活下去。在丛林环境之下，任正非始终充满危机感和对危机的警戒，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他是一个怕死的人，华为是一个怕死的企业。他还说，不要脸才能进步……他没有一句话是在唱高调，却句句掷地有声，这些信条正是华为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利器。

创业维艰，这几乎是每个创业者的心声。在残酷的竞争生态里，活下去确乎是企业经营的第一要义。为了生存，下苦力，用巧劲，厚脸皮，可谓用尽一切手段。用冯仑的话说，就是野蛮生长的状态。这些企业经过市场的淬炼，它们活过来了，而且茁壮成长起来，成为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领袖级企业。这是足以令深圳骄傲的时代成就，是构成深圳城市活力和竞争力的中流砥柱。

深圳是企业经营思想和管理人才的重要输出地之一，对促进国内商业文明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深圳企业是在国际化的环境下锻炼出来的，这本身就是个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因此深圳企业具有与生俱来的国际视野和创新的锐气，致力于成为具有先进商业模式和规范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能够在全球化竞争格局中站稳脚跟。

时至今天，企业也不能丧失危机意识，一个没有危机感的企业是危险的。我们应该从任正非的经营哲学里，找到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某些必备的精神特质。但是，今天的企业与最初的环境已大不相同了，后财富时代的竞争格局，是知识的较量，是商业模式和价值观的较量，是思维模式和眼界的较量。冯仑在带领万通经历野蛮生长的阶段之后，他要成为一个江湖体制的终结者，把万通升华为追求理想的规范企业。

谈到后财富时代的企业使命，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还要深刻理解企业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企业永续经营的根本保障。因此企业从单纯的创造财富到，承担社会责任，践行公民社会的理想。这种责任可以是宽泛的，诸如提高产业国际地位、服务品质提升、促进文化创新、致力于福利事业等等，只要是正能量的传播，就是一种企业责任的体现。

就房地产而言，也要洞悉这样的一种趋势，要从传统的商业模式中只超脱出来，只有获得高端的视野，才会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掌握商业秩序，创造新的财富。房地产已经不是制造房子这个简单的模式，而是需要上升到全价值链的服务体系，给居者丰富的体验和生活价值的超越。

■后财富时代的城市理想

没有方向感是最令人恐慌的。一个人、一个企业如此，一个城市也是如此。谁能想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多个中心城市，诸如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波斯顿等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衰退，而曾经引以为傲的汽车之城底特律更是沦落到濒临破产的边缘呢？这难道是城市的宿命？说到底，这是一种方向的迷失。

纽约的重新崛起或许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企业家精神的觉醒，对知识的尊重，对精英文化的保护，维护城市多样性和交流的效率……这些共同成就了纽约持续的竞争力，创新能力被激活，促成纽约的回归，以至于有了今天国际首要性城市的地位。

说到深圳，当这个城市遍地是工厂和打工仔的时候，那时我们谈城市理想也许是不合时宜的。在粗放发展的阶段，深圳就像一个不修边幅的人，因此当时有句“投资跟着污染走”的话被广为流传。当时连蛇口和华侨城这样的片区都是工厂林立，一片只争朝夕的忙碌景象。因此，那块立在蛇口南海大道上的“空谈吴国，实干兴邦”的标语或许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城市必须要有方向感，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有向上向前的永续动力。这些思考与埋头苦干形成了差别，因此务虚或是有意义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经过30余年的工业化奇迹之后，深圳应该重新思考这个城市存在的意义和未来的方向。深圳作为端基城市，必须从竭泽而渔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减少对资源和对外部的依赖，唯有发挥知识和创新的力量，向提升内生性竞争力转变才是深圳的出路。深圳是幸运的，其实力在经历过产业升级的考验之后得以巩固，已经成为具有极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国际城市。

这些成就的取得的根本原因是人才，是企业家等知识精英群体。因此深圳采取怎样的策略来留住人才，善待深商领袖等精英群体，是深圳这个城市不可懈怠的责任。我们能够感受到深圳开始有人性化的考虑，于是我们看到了城市改造的显著变化，海岸线美观了，天际线更漂亮了，工厂少了，绿化好了，图书馆、音乐厅、体育中心、美术馆多了，道路宽敞整洁了，社区更舒适了……

总之，以2011年大运会为标志，深圳开始追求城市理想了，更加注重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并重，致力于城市品位和格调的整体提升。这是深圳的抉择：当一个城市有了安放心灵的载体，人们就对这个城市产生归属感。只有留住了人，深圳就可以持续繁荣和强大。这或许就是“城市即人”的真正内涵。

■懿德轩：仅献后财富时代的先行者

我们再回来考量懿德轩的意义，就显得非常清晰了。这是为理想，为圈层，应运而生的顶级社区，是尖端创新的产物，是专为深商领袖阶层打造的理想居所，是把握了深圳圈层文化趋势而度身定制的典范之作。这里有国际住区的醇熟配套，极致考究的用材，极富格调的环境设计，前所未有的观感和体验，而这些都是出于对一个圈层的敬重。

严格意义上说，懿德轩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豪宅，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是迎合后财富时代到来的一面旗帜，是圈层文化的载体和峰层交流平台。圈层文化的意义是为领袖们提供了知识更新、提升自我的契机。懿德轩除了在硬件上的全面超越之外，更在软件上显示其独特：举办财富论坛，英国王冠展、歌剧《茶花女》……，这些都是为了圈层精神指引，迎合客户的贵族价值取向。

马克吐温说：“人的成熟，最终是格调的成熟。”在后财富时代，赚钱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更为重要的是管理和运用财富。有一个观点认为，当一个城市的人均财富达到25000美元以后，财富就是隐性的，不显山不露水，低调的奢华，文化消费占据绝大比重。财富沉淀为生活品位和格调，这样的财富才是有质量的财富。显然，深圳商业领袖圈层已经脱离了乍富时的心态，开始有高层次的考虑，寻找新的价值观，低调的奢华，细腻的富有，更加注重亲情和精神的皈依，更加注重境界的提升和视野的拓展。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说，“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他明确提出了伟大人物决定历史进程的观点，这一颠覆性的史观，奠定他在历史学上的崇高地位。

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是权力的主体，只有知识阶层才能主宰未来。深圳的未来也是少数人决定的。在后财富时代，仅有一部分人先觉醒，洞见趋势，把握未来，引领深圳的变化。懿德轩，正是迎合了这个时代，自诞生之日就已明确了其归属，仅献深圳后财富时代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