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底，上海职工月工资平均水平首次突破5000元人民币，这是来自于上海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的报告。回顾以往，2008年底为3292元，2011年底为4331元，若把人民币兑换为美元计算，上海职工的薪酬水平在过去5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城市职工薪酬水平上涨的背后有一个经济学原理：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分成两部分，其一是农村和传统农业，其二是城市和现代工业。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农村和传统农业的劳动力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和工业，劳动者的薪酬水平以维持生计为标准，城市和工业享有低工资优势即人口红利。但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会逐年下降。劳动力供给下降达到某一个转折点，劳动者的薪酬水平会出现突发性上涨，这就是“刘易斯拐点”。此时，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就会消失，据此分析，上海职工薪酬水平的上涨验证了“刘易斯拐点”的存在。以低工资优势为基础的产业如出口加工制造业等，盈利能力将逐年下降乃至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知识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人口红利消失会成为产业升级的驱动力，但同样是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不同城市的薪酬水平会出现明显差异。根据2014年中欧-博尔捷的薪酬报告，以企业平均年薪划分中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企业年薪在6万元以上的城市有8个，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苏州/宁波；企业平均年薪在4-5万元区间的城市也有8个，分别是天津/武汉/成都/重庆/郑州/青岛/大连/西安；其余多数城市的企业平均年薪在3万元以下。可想而知，薪酬水平的差异会导致同等学力的劳动者在不同城市间流动，这也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经济后果之一。
 
在刘易斯拐点发生之前，人口红利的存在会让劳动者薪酬向维持生计的水平靠拢，所以不同城市和不同产业的薪酬水平差距不会很大。但在刘易斯拐点发生之后，伴随着薪酬水平的整体上升，薪酬水平差异化的趋势将日趋明显，从而加速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本流动。高工资必然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企业利润下降，投资动机弱化。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流向工资较低的区域，高工资则会吸引同等学力的劳动者从低薪城市流入高薪城市，从而驱动房价上涨。人口外流的城市或迟或早会出现房价下跌，而房价持续上涨的城市则由于家庭财富的增长而创造高消费，高消费又会通过消费升级驱动高薪城市的产业升级，创造更多的高薪就业机会。因此高薪城市和低薪城市不仅是一个薪酬水平差异的问题，她直接关系到城市间的房价水平差异与产业结构调整。
 
高薪城市不仅薪酬水平高，消费水平和房价也高。薪酬-消费-房价的“三高”相辅相成，互为条件，背后的无形之手是人口流动。评价城市，人们常用宜居和宜商两个标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标准：宜宾。宜宾是人口流动性的重要指标，最典型的宜宾城市就是移民城市。如果一个城市能够不断吸引流动人口之时，无论是短期的休闲购物还是中长期的研究学习，人口流动都会给这个城市注入活力，从而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高薪城市和人口流动，人们会发现一个经济现象：房价居高不下的城市，几乎都是流动人口高于常住人口，常住人口高于户籍人口。
 
人口红利的消失会驱动薪酬上涨，薪酬水平上升会扩大薪酬差异化的趋势，而薪酬水平的差异化会形成两类城市：高薪城市和低薪城市。高薪城市通过吸引流动人口而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从而把薪酬-消费-房价的“三高”变成了魅力城市的标签之一。所以在“三低”城市，人口将持续外流，在“三高”城市，人口会持续流入。薪酬水平差异化的趋势将长期存在，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是非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