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步入长期贬值轨道。但是克林顿执政期间，多种因素促成美元强劲反弹，“强势美元政策”给国际社会带来连锁反应。东亚发展中国家对强势美元政策尤为敏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强势美元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克林顿时期的美元政策对东盟国家的影响进行分析，有助于为下一阶段强势美元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涌现，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日本和韩国利用全球产业转移的契机，成功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转型为发达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与此相比，美国一国独大的经济地位不断受到冲击，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例不断下降，国际影响力也相对减弱。1950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阵营占有全世界68%的财富，但目前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43%。据IMF提供的数据，美国在2010年的比例已经下降为20.218%。2011年美国公共债务更是超过15万亿，是其GDP的103%。[1]由于经济力量的相对下降，受基本面影响的美元走势不断疲弱，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1.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与美元长期贬值趋势

从根本上讲，国家汇率变动取决于国家经济基本面的变动。短期市场行为不足以改变货币的整体走势。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美元与黄金挂钩，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关。美国作为头号工业国家，黄金储备曾占全世界的70%，发达的科学技术带来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进一步支持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一方面扩大了影响力，使得美国军事力量遍布全球，不断扩大盟国集团。例如战后欧洲的迅速恢复和日本的经济奇迹，与美国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但是在扶植盟友的过程中，美国也付出了极大地经济政治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根源于长期对外战争的消耗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从美元指数表现来看，由于美国经济实力下降，债务问题突出，以及执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自布雷顿森里体系解体后就步入长期贬值轨道。但是应该注意到，美元贬值的过程是波动复杂的，出现过多次反弹周期。尤其是在克林顿当政期间，美元强劲升值，给世界经济格局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2.克林顿时期强势美元政策分析

“强势美元”一词由克林顿时期的财长鲁宾提出。克林顿执政早期，美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尚未从1990至1991年的衰退中恢复。这次衰退的原因比较明确，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巨额支出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历次规模战争开支都急剧增长，拖累了本国经济。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估计，“2003年美伊战争期间，美国直接军事行动的费用就已经超过越战的12年之和，是朝鲜战争的两倍多。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势下，这些费用也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10倍，比越战高出1/3，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2]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伊战争泥潭导致的长期巨额开支削弱了实体经济。

海湾战争的负面效应是克林顿执政早期经济不振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缺乏新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在克林顿执政初期，美国继续执行弱势美元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通过广场协议迅速推动美元贬值，以改善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并打击贸易对手日本。通过美元有目的的贬值，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使得日本出口受到打击，加速了经济泡沫的破灭。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资产泡沫问题极为严重，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威胁。如果以日本1955年六大城市地产指数为100，那么到70年代中期达到4100的水平，1980年为5800左右，1989年达到20600的最高峰。[3]日本自20世纪泡沫经济破灭之后陷入“失去的十年”，直至今日仍未打破僵局。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既反映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也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全球战略而言，美元实际起到了调控阀的作用。通过推动美元有目的的贬值和升值，美国能够利用世界货币的优势地位，转嫁通货膨胀和贸易赤字，以及吸引美元回流提供资金支持。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宽松政策超发的货币并未导致国内严重的通胀问题，而是通过购买力平价机制转嫁到其他国家，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廉价商品实施上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却造成了中国等国的通胀问题。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元强劲反弹，美元指数从1992年的最低点78.2090跃升到2000年的118.9890，这在美元长期贬值过程中比较罕见。克林顿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受益于互联网技术革命，美国经济从衰退中恢复。美国经济实力的恢复是美元走强的根本原因。里根执政时期受供给学派的影响，大规模减税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问题。克林顿时代赤字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甚至出现盈余，这在战后美国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连续增长122个月，成为战后以来最长的增长期。1992—1999年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愈3%，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90年的24.2上升到2000年的30%，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到1999年的4.2%，达到西方经济学家严重的充分就业状态。[4]国内经济基本面状况是美元走势的决定性因素，克林顿时期的失业率下降，减赤政策的成功，直接激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美国之所以能够改变滞涨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使得美国寻找了新的经济增长极。全球产业转移造成了美国国内失业率上升和工业增长乏力问题，互联网新科技革命使得这一困境得到极大改善。科技实力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生产效率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克林顿时期的强势美元是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经济繁荣的产物，并进一步增加了美元的吸引力。

汇率操控与美元回流。作为世界最成熟的金融市场，美国具有强大融资能力和完善的金融体系。在支持本国实体经济方面，美国采取汇率调控手段来吸引美元回流，为国内经济运行提供丰富的资金支持。例如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虽然造成了美国政府赤字空前增加，但是由于提高国债收益率，美国享受到了美元回流带来的益处，同时为遏制苏联的石油经济而调低油价，也缓解了减税带来的负面效应。1985年的广场协议使得美元兑日元大幅度贬值，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出口形势，挤压日本的泡沫经济。克林顿时期进一步采取强势美元政策，加强汇率控制以提振美元，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使得美元进入持续八年的升值轨道，美元的大幅度升值直到2001年反恐战争才宣告结束。克林顿政府的汇率操控有利于美元回流，为美国资金密集型的互联网新经济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作为大国博弈的工具，汇率手段的效果迅速，但道德风险问题及以邻为壑的行为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强势美元政策显示美国不负责任的自私性。

美元的回流周期与美国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一方面美国经济的好转加强了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并进一步提高美国国债收益率，形成正叠加效应；另一方面，对资金的需求和对美元霸权地位的维护，使得美国政府不能采取无限制的贬值策略，需要阶段性的提振美元，在克林顿时期的美元政策反映了这些特点。

3.强势美元政策对东亚国家的影响

二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涌现了众多新新国家。东亚国家的迅速发展有着众多有利条件。一是东亚地区人口众多，拥有廉价充足的熟练劳动力，也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二是由于历史传统原因，儒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重视家族和集体利益，拥有更好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适合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因此东亚地区能够以充分的优势弥补技术缺陷，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东亚地区在较短时期内发展迅速，涌现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东亚的崛起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起步，日本为先亚洲四小龙其后，擅长利用外资来发展制造业。制造业的资金投入巨大，前期投入尤为重要，吸引和使用外资就成为重要的环节。1992年泰国放宽汇率管制，允许国内投资者通过泰国央行获得低息国外资金，但是大量的低息资金并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繁荣，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显示乏力，出口和GDP呈现下降势头。廉价美元的涌入带来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进一步蚕食了东南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992年泰国的外债为200亿美元，1995年已经达到750亿美元。[5]由于泰铢与美元挂钩，这样巨额外债对美元的变化就极为敏感和脆弱。这时形成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东南亚国家的敏感性脆弱性凸显出来。由于东亚地区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健全，缺乏风险管理机制，对外资尤其是热钱的风险估计不足。香港和韩国这些经济体同样因为国际热钱涌入而加剧了脆弱性。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了其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过度使用低息美元使得东亚地区的债务急剧增加，同时克林顿政府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大幅度升值，进一步加剧了与美元挂钩国家的外债和出口压力，并最终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以本国利益为上，国际道德风险缺乏有效地制约，美国出于自身需要任意改变美元政策，使得本来困难的东南亚地区雪上加霜。再加之国际对冲基金的恶意沽空，经济关系的恶化，加剧了国际关系的紧张。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国际风险基金的批评显示了东亚地区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在危机解决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包括减赤和大幅提高利率，这种休克疗法事实上有利于危机过后的掠夺。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危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因素的结果。从外部来看，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政府，利用美元的优势地位，通过强势美元促进美元回流，使得之前因低息美元受益的东亚国家的外债负担迅速加重，资本加速外流从而导致本国货币贬值。东南亚金融危机证明“依附理论”远没有过时，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使得新兴国家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从内部来看，东亚地区国家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痼疾。急于求成的发展观，牺牲了资源和环境，拉大了贫富差距。过度的贫富差距降低了国内消费水平，加剧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国内经济对外部变动尤为敏感。从文化角度来看，东亚地区的传统经济表现了对土地积累的偏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土地积累转变为对不动产的偏好，加剧了资产泡沫化。另外东亚文化圈的家族式经济受限于血缘关系，这种关系社会效率低下，法制和管理机制亦不健全。例如日本和韩国的家族式企业产权不明晰，相互担保放大了金融风险。[6]这种非正常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牺牲了可持续性。东亚国家之所以对强势美元敏感，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发展失衡导致的。有限的国内市场，不完善的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体系，加剧了东亚新兴国家的脆弱性。

因此从深层次看，强势美元政策对东亚新兴国家的影响，既反映发展模式的差异，也是两种文化制度的碰撞。追求纯粹经济利益的美国资本，体现了效率至上和超道德性。互联网时代，国际资本的集体行为削弱了道德约束力，在不同国家间逐利而动，无形中扩大了美国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市场机制不健全，现代经济掺杂着传统社会的关系网和家族意识，缺乏现代管理模式和风险控制机制。落后的生产模式和过度的资金依赖，对美元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种经济依附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制度的局限。如果不改变落后的发展模式，加速产业升级，美元强势周期性的伤害仍会发生。

强势美元有着明显的周期性，主要与经济周期和美国利益有关，对新兴国家而言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从经济史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的突然走强往往加速热钱回流美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损失。这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东亚诸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过度依赖外资，尤其是廉价美元来发展国内低端制造业，但是在优势耗尽面临转型的阶段，强势美元政策造成了资本流出和发展困境。这一现象一而再的出现，足以引起反思。

4.启示

美元对东亚新兴国家的影响渠道，主要是国际资本流动。受世界经济周期及美联储美元政策影响，国际热钱的流动呈现周期性特点。强势美元政策的实施，往往是在美国经济力量恢复或者是需要外部资金回流美国时出现的，而新兴国家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对美元的依赖。近三十年来，强势美元政策的出现往往伴随新兴国家的受挫。自2011年以来，欧元区危机不断发酵，美元自历史低位再次强势反转，中国出现资本外流现象。从外汇占款、短期国际资本流量、银行代客结售汇三个指标来看,当前资本外流的严重程度似乎超过了2008年末2009年初。[7]对强势美元背景下的外资流动问题，必须引起足够引起重视。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周期性的流动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周期性波动。在新一轮强势美元出现端倪之时，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问题，这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平稳性，我们有必要为下一阶段美元强势周期的到来做准备。

参考文献

[1]沃尔顿，罗考夫.美国经济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斯蒂格利茨.三万亿美元战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李罗力.金融风暴[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4]斯蒂格利茨.喧嚣的九十年代[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5]克鲁格曼.兜售繁荣[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6]张兆杰.强势美元政策:由来及未来[J],国际经济评论，2002.02

[7]邓立立.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及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与启示[J],世界经济研究，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