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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开幕，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会议将审议香港政改方案。这次会议对香港未来的政经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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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中央的态度已很明显，香港未来在政治上的特殊性将逐渐削弱。与此同时，受各种因素影响，香港经济上的总量优势也会明显下降。香港可能从全球经济、金融、航运中心，逐渐沦为区域性中心城市。

目前，香港经济的年度增长率仅为2%左右，而内地主要中心城市的增长率都在7%以上。据此推算，广州、深圳、天津等城市经济总量超过香港只需要大约3到4年，也就是在2017年前后。而到2022年前后，重庆、成都、武汉、杭州等城市的经济总量都有望和香港相当，届时香港在中国城市经济序列中的地位，可能仅仅是一个二线城市。

随着内地金融改革的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会进一步弱化，北京的新三板、上海的主板和深圳的中小板、创业板市场，将形成中国内地较为立体的资本市场新格局，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会进一步削弱。同时，香港的航运中心地位也会随内地港口的发展逐渐下降。

当然，香港特殊的自由港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环境以及成熟的商业传统，使她仍具有独特的作用，但总体来看，香港未来相对地位的下降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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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从全球性经济金融中心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角色转变，这可能是香港经济的“新常态”。

香港经济“新常态”，首先体现在总量优势不复存在。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地位上，香港都面临着内地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从上图可见，2010年，香港的GDP总量被上海超越，次年，香港的经济总量被北京超越，而华南双雄广州、深圳的经济总量也在逼近香港。

1997年香港回归时，香港一地的GDP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含港澳、不含台湾）的15.6%，到2013年，香港GDP总量仅相当于全国的2.9%，香港经济在全国占比的陡降趋势，非常明显。

而香港的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同样也在相对下降。

由上图可见，从2006年开始，香港联交所的股票市值已低于上海、深圳两个内地证交所之和。

上图反映的是衡量港口规模的最重要的指标——集装箱吞吐量。内地四个重要港口城市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从2003年以来，集装箱吞吐量除2009年因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现下降外，都保持了上升的趋势，而同期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增加，2007年，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被上海超越，2013年，被邻近的深圳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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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的“新常态”，还体现在制度红利的减少。

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重要的经济改革目标，这对香港将产生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香港作为当下人民币最重要的离岸交易中心，短期内会获得新的金融产业发展机会，但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的实现，将进一步削弱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中国内地和世界市场的接触越直接，留给香港的在二者间套利的空间就越小。香港港口地位的下降，说明在货物贸易自由化背景下，香港在中国对外商品贸易中的地位已出现弱化。随着中国和全球的资本交流更畅通，香港在海外和境内资金周转中的特殊地位也将下降。

2013年，内地正式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并不只是传统保税区的升级版，而是在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行综合试验，带有明显的“自由港”性质。自贸区在内地的复制、推广，将使得中国内地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升高，并出现更多的可以与香港直接竞争的“准自由港”，这对香港的经济地位同样将构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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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同时还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香港和新加坡同属华人社会，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经济制度相近，地理条件相似，在政治体制上又都同西方有所不同，但具备很多亚洲国家所不拥有的法治环境。一直以来，两地经常被外界拿来比较。但1997年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香港和新加坡的发展轨迹出现分野，香港的发展已明显滞后于新加坡。

从上图可见，自1997年以来，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多数年份都在新加坡之下。

上图反映了香港和新加坡两地的经济总量之比，从2010年起，新加坡的经济总量超过了香港。1997年，香港的经济总量相当于当时新加坡177%，到2013年，香港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新加坡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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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被新加坡赶超，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当其冲的是人力资源。1997年，香港人口总数为648.93万，相当于新加坡的171%，而到了2013年，香港的总人口718.4万，下降到相当于新加坡的133%。

由于特殊的“一国两制”制度安排，香港始终面临内地移民增加带来的舆论压力，香港反对派和部分民间人士都认为，如果香港内地人的数量高企，将会影响香港的制度的独特性。而新加坡没有这方面问题，因此新加坡实行了远比香港更开放的移民和劳工政策。2013年，新加坡非永久居民多达155.54万，相当于香港的7倍，新加坡每7个常住居民中，就有2个外来劳工，这使得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新加坡，有非常充足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

另一方面，香港和新加坡产业结构的差异，也使得两地经济发展路径大相径庭。香港和新加坡，过去都曾发展过出口加工业，但最近这些年，香港的工业基本转移到内地，工业增加值占香港GDP总量的比例，目前只有7%左右，而在新加坡这一比例是26.7%。

由于香港经济中金融、房地产等产业对其他行业强烈的挤出效应，香港的第二产业严重萎缩；加之金融/地产主导的经济体系，使香港的物价、地价等价格高企，香港社会也难有创业空间，这使得香港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难以调整。全球范围内，也有纽约等城市和香港的经济结构比较类似，但这些城市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已非常稳固，而香港的中心城市地位受中国政治和政策因素的影响非常大，一旦其金融地产的地位削弱，香港经济的影响力将出现明显下降。

此外，香港社会的贫富悬殊较大，尤其是1997年以前一度出现的香港中产移民潮，加剧了香港社会的贫富两极化。香港中产阶层的空心化，也使得香港在内部消费动能不足的情况下，对外部需求过度依赖，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持续得不到改善，又加剧了内部民粹思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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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香港的“特殊性”与内地比将会减少。

这次人大常委会涉及到的香港政改问题，其核心就是所谓“普选”问题。1997年以前，香港总督由英国任命，没有引入选举机制，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改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会并不经过普选产生，能够有资格进入香港选举委员会的，大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

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特首最终“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2017年正是中央对香港作出的实施普选的年份节点。实施普选之后，现有的“选举委员会”将转型为“提名委员会”，经过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的候选人，将通过香港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成为香港特首人选。

由于现有的选举委员会（将来的“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以工商界和专业界精英为主，大多同中国内地有比较紧密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往来，选举委员会的主体，在政治上被视为倾向中央政府。因此有香港反对派认为，如果只能够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面提名特首候选人，实际上将会限制香港选民的选择自由，那些同中央政府疏远者将被排除在特首候选人之外。他们希望，能够允许政党或者选民连署直接提名候选人。

香港的“建制派”（亲中央政府者）和“泛民主派”（与中央政府疏离者）围绕着未来特首选举的具体游戏规则，已展开持续的博弈。闹得沸沸扬扬的“占领中环”运动，就是香港一部分激进的反对派人士号召，如中央政府不能保证香港的选举充分自由，“符合国际标准”（也就是要允许所谓政党和公民提名），就要发起占领香港市中心中环地区，使香港金融中心运作陷于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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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中央政府已释出明确的信号，不会在选举方式上妥协，本周进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对这一态度予以确认。

8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在深圳与香港各界人士座谈。李飞说，中央绝不能坐视按照现行基本法以外的规则选举出和中央政府持对抗立场的香港特首。

李飞进一步解释，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特首候选人，可以降低政治对抗的风险和民粹主义的风险。所谓“政治对抗的风险”，就是说通过提名委员会这样一个超党派的机构来提名候选人，不会像政党或选民连署那样导致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激烈的政治竞争；所谓“民粹主义的风险”，则是因为“保持香港经济地位，必须靠自由港、低税制来吸引外来投资”，如果放开政党和公民提名，就可能会出现持民粹主义立场，盲目提高社会福利甚至排外的候选人当选，不利于香港经济发展。

同时，李飞还提到这种安排是“降低宪制危机的风险”。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首“人选”在香港本地产生，需要报中央政府“任命”，通过提名委员会提名的人选，能够保证都符合“爱国爱港”的条件，从而“降低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不获中央政府任命而导致宪制危机的风险”。李飞的说法比较委婉，其实本质上是提醒港人，港人选举的特首必须报中央政府任命，如果选出了“反对中央的人选”，中央政府可以不任命。避免反对中央的人选成为香港特首，是中央政府将要坚持的政治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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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角度，未来几年香港社会可能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间的政治分裂将会加剧，香港排外情绪会强化。

此外，香港的自由放任经济制度仍有出现调整的风险。虽然根据李飞的说法，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避免让迎合民粹主义的候选人“出线”。但另一方面，由于最终参选的特首候选人在处理中央政府和香港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立场相近，区别不同候选人政见的主要将是经济和社会议题。香港社会福利水准低，贫富差距大，一直是香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符合资格的候选人在向全港市民推销自己的政见的时候，难免会通过扩大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措施，以赢取大众支持。虽然现有的提名制度保证了只有“亲商”人士才能够成为特首候选人，但在具体的经济社会政策上为因应民众的要求作出微调，也可能对香港现有的自由经济理念产生一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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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经变局下，并不意味着香港的经济未来全无机会。

香港要逐渐从传统的金融、贸易中心分离出更加高端的服务功能。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期内，香港已难以在资金和货物中转中扮演内地和世界的桥梁角色，但其在金融、贸易和其他商务服务的经验仍是中国所有城市中独一无二的。香港可以更多地向内地包括上海、深圳等城市提供自身的经验和管理技术，并且通过“沪港通”“深港通”等制度安排，实现同境内城市的同步发展。

同时，如果香港能够维持和中央政府的良好关系，香港将在上海之外，扮演中国第二金融中心的角色，香港和上海、深圳的资本市场可以差异化发展，并且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此外，香港特殊的自由港制度安排和市场经济环境，可以服务于中资企业的海外拓展。随着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扩大，香港相对海外市场的桥头堡作用逐渐弱化，但同时，中国内地有了越来越大的海外投资需求，使内地企业迫切需要一个能为其海外拓展提供平台服务的基地，香港显然符合内地企业的这种要求。内地大型央企中信集团迁册香港，就可以视为，官方正在新形势下将香港作为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的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