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中国住房“限贷”仍是一个死结。对于这两个执行了约四年的行政干预手段，决策者只能像剥山核桃一样，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坚硬的壳慢慢剥开。毕竟改革不是革命，发个“全国通电”就可以让现行政策彻底“变天”。观看当今中国的变革（包括房地产领域的变革）都需要慢条斯理，急性子的只能去观看一败涂地的王安石变法。因为所有的房地产问题，最终都将追溯到“土地财政”、“分税制”甚至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所以，讨论房地产的政策问题，也只能多点耐心，不要幻想一蹴而就。

今天的房地产问题，其实不是经济问题，也未必全是政治问题，而很可能是一个“文化困境”。究其根源，这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这种意识形态，并非完全是 1958 年以来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而主要是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的产物。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对儒家及“孝道”文化进行了金融学反思。他认为，儒家文化下的中国人只相信血缘关系，“家”的经济互助功能更胜于精神互动功能，“养子防老”也好，“啃老”也罢，都是一种人格化了的金融产品，哪怕做生意主要依赖家庭或宗族，血缘内交易的违约风险小。儒家主张的“孝道”与“三纲五常”，就是这种隐性金融的文化制度保证。

陈志武教授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本来是为了阐述“中国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如果我们把这种反思放在房地产领域上，同样可以回答为什么今天多数人对房地产的认知会如此扭曲：对“家”的依赖，必然诉诸房子和土地，因此中国人有强烈的房产情结，而“抑商”又使得“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宣泄社会不公的经典口号。

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分房”，不过是“打土豪、分田地”思维的变相延续。在市场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今天，房地产的文化困境，仍然是一种系统化的认知扭曲。

过去由于市场经济的羸弱，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一直在暗示，国民买不起房屋似乎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即使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保证所有国民都买得起房子。前些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在提“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当然，社会还是在进步，现在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把“居者有其屋”换成了更具市场经济精神的“住有所居”（商品房归市场、保障房归政府）。

今天，中国古典社会对商人的那种敌意正在减弱，我们已经把商人称为“企业家”，过去只有作家、思想家、革命家才能以“家”为后缀；但是我们对于房地产商的敌意仍然浓烈。所以房地产商被要求必须在身体中流淌“道德的血液”，他们似乎应该把房价降低至所有人都买得起的程度。

今天，在房地产领域“抑制投机性需求”仍然是巨大的共识，即使我们的国家早就已经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尊重市场经济精神的人都知道，“投资”跟“投机”的区别，用一个冷笑话来说，不过是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区别。

今天，“ 18 亿亩耕地红线”也仍然是巨大的共识。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呼吁显得有些孤单：是“重农抑商”的传统意识形态，导致了这一过时观念。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所谓的国家粮食战略安全问题不过是“阴谋论”的产物；“18 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不利于解决“三农”问题，而且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甚至造成土地的假性稀缺从而推高了房价。

对于房地产的认知扭曲，其实是市场经济的思维训练还不够充分。不少人仍然有意无意地保持着对市场经济的矛盾心态：一边拼命买房，另一边拼命声讨房地产商；一边拼命陶醉于广告轰炸下的商品，另一边又把广告定义为贬义词，认为没有广告牌的城市更“纯洁”，甚至容忍城市里的道旗广告几乎都被政策标语强行取代；一边对“互联网思维”充满敬意，另一边又在拼命治疗一种叫做“网瘾”的根本不存在的疾病。

可以说，中国房地产得的主要是“心理疾病”，从而产生了“生理”方面的诸多并发症。美国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患了乳腺癌之后，深感大量文献对于疾病的扭曲阐释，写了一本叫做《疾病的隐喻》的书：“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它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寻求治疗。我相信，隐喻和神话能致人于死地。”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中国房地产是否能够“软着陆”，中国房地产到底还有没有前景等问题之前，似乎应该多点耐心，努力去清除人们对于中国房地产的那些“隐喻性的夸饰”以及文化认知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