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今天虽然遇到了经济高位下行的新常态，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因为“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更应该调整心态，为未来布局。——周其仁

在这个转折的关头，为了研究宏观趋势，大家会看各种各样的数据、各种各样的指标，也会进行实地考察。但在中国，有时候经济的风向会受观念的影响。所以在2014年这个关口，我想从一些观念开始讨论未来的方向。

在历史上，我们有过一些教训，甚至有一些极左的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把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力的做法，统统看做是资本主义，统统割掉，最后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非常困难的边缘。于是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纠正了极左的想法，解放思想，带来的结果中国经济很快就起来了，到今天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大，也有国际组织用PPP的方法说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一大。

最近的情况很有意思，中国经济面临下行，我的看法是下行的来势还是蛮猛的，因为不是从2%变成1%，是从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14%以上的高增长回落到了7-8%之间，今年可能是7.5，或者是7.5不到。所以叫做高位下行。

应对高位下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鼓励这个国家继续奋斗、继续投资、继续扩大消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革政府自身，要降低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减少审批，鼓励高储蓄转为更有效的投资。这在十八大以来一系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中，已经看到了清楚的方向。

但就在这个时候，发达国家有另外一个思想潮流，我不敢说已经变成了主流，但影响挺大，就是认为两级分化严重了，全球范围内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差距已经不成比例，因此要约束资本，要限制资本的收益，征收高额的全球资本税。

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我们继续鼓励投资，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更广阔的领域，进一步改革政府的服务，是不是要坚持？还是受发达国家的思潮影响，考虑社会矛盾、考虑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考虑某种程度的社会紧张，改变基本的发展方向？

这些问题我相信大家关心，我也关心。这方面代表性的着作就是《21世纪的资本》，中文翻译为《21世纪资本论》，主要是对于资本、剩余价值，对于怎么解决资本发展带来的问题的关注。听说，在发达国家这本书的作者就像明星，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分析非常感兴趣，甚至形成了思潮。

这是一本学术着作，通过大量数据指出，要征收高额的全球资本累计税，基本的理论支柱是，美国前10%的人群占有收入的比重，从一次大战以前高达社会总收入的50%，在二次大战变成35%，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兴起，但80年代、9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以后这个比例又上去了，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的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又到了50%。所以这是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恶化的根据。

第二个根据是财富的分配，1910年之前，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私人的财富，就是所有的资本、债券、土地、房屋所带来的财产，曾经是年度国民收入的6-7倍，一年生产100块的国民收入，私人财富有600-700块。这个比例也是在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期间开始下降，但90年以后又开始上升，现在没有回到6-7倍，但5-6倍是有的，德国也有4倍。

怎么定义资本、怎么定义财富的分配，涉及到专业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以上描述的基本图像是存在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全球化以后情况不那么好了。2010年我和赵总参加达沃斯会议，见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代表，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高达25%，年轻人失业率高达40%。因此，《21世纪的资本》中所描述的情况存在，但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要做讨论。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对《21世纪的资本》这本书的评论是：可以有把握地说，《21世纪的资本》将成为本年底或者是十年中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着作，本书真正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摧毁了保守派最为珍视的一些错误信条，保守派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靠才能就能成功的时代，富人的巨额财富都是赚来的，也都是应得的。但实际上，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拥有的财产。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

我们的确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占领华尔街举着牌子的人，很多不是来自最底层，他们说只有1%的人才取得了财富。到底怎么看这些现象，对中国这个新兴市场会有什么影响？

我认为，有两种逻辑可以解释。发达国家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中间部分变小了，两头变大了。这个现象有，但怎么分析这个现象，我们恐怕要冷静，因为我们有过多年的经验教训。这里面有各种逻辑：一种是资本对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显着上升，是因为资本的不当利得增加了，所以要限制资本的利得，于是要征收全球资本税，这是一种分析，是这本着作主要的建议倾向。

还有一种是，发达国家中资本对劳动的收入增加，是因为发达国家劳动之间的竞争激烈了，劳动之间竞争激烈的程度，超过了资本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这也是一种经济分析，主要来自于CLA的经济学，他说，从来没有卖家和买家相互竞争的，市场竞争从来是卖家和卖家的竞争，以及买家和买家的竞争。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工人和资本家在斗，实际上是工人之间的竞争激烈程度高，于是就不涨工资了。这是一个经济分析。

比如说，为什么美国10%最富有的人收入比例提高了，是因为最高收入的阶层，他们可以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在座的朋友也很想自己给自己开工资，也想把工资开的很高，为什么开不成呢？一种思路是：因为学经济当上教授的太多了，我能干的活他们也能干，这是买家和买家竞争、卖家和卖家竞争的逻辑。那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竞争程度在全球化以后上升了？这是我们理解这个时代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在2010年达沃斯年会上形成的看法是，无论是理解发达国家还是理解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关起门来看数字。

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就好像是两个海平面，水位差得很大，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打通了两个海平面之间的连通管道。多少年间，中国农民很穷、工程师很穷、管理者也很穷，一打开门，发现同样在这个地球上，有收入很高的农民，收入很高的工人，收入很高的管理者。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两个海平面不来往，你过你的富日子，他过他的穷日子，所谓的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这个局面在8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打破了，领头羊是中国，带头人是邓小平。我们开放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一开放，多少年的贫穷会转化为中国的竞争力，因为穷就是收入低，收入低就是薪水低，薪水低就是成本低。不开放的话是白低一回，长期承受贫穷，靠自己的积累慢慢改善。而一开放，同样的劳动力、同样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被评价。这个竞争就是全球范围的竞争。在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从发达国家向低海平面流动，这个流动有道理，所有的资源包括技术有一个边界生产力，资本流到了资本稀缺的地方，边界生产力就显着的提高。

但同时发生了另外一个流动，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想法、商业模式，一旦和中国价格很低的要素结合到一起，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就很有竞争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两个海平面发生的对流，也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秘密。

2006年我写过一本小书《经济大时代》，这个全球大时代很多国家的人都卷进去了，英国领导工业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百万计的人口，美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人口变成千万量级，日本、东亚起飞，人口规模是亿，中国80年开放、印度90年开放、前苏联90年垮台，卷进去的人口好几十亿。这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济大时代，知识、技术、人才、产品、服务，在十亿量级人口规模的市场上流动、重组。这是我2006年有过的一个观察。

这个变化总的来说是正面的，但当中也有挑战。首先，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全球化，我2006年访问底特律，去了福特公司，福特的工人没有什么错，原本这些工人们可以买房买车，但中国、印度一到市场上拼杀，麻烦就开始了。原来投资在底特律的资本投到了中国、印度，用的是中国的工人，中国工人由于多年的贫困，薪水非常低。我记得很清楚，我去参观福特公司的时候，讲解员是一个70岁的老工人，高中毕业就在福特就业，一辈子很有成就感，拿这么高的工资，过让人羡慕的生活，对福特充满了自豪感。我问他，你的孩子还在福特工作吗？他就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不在福特工作了，去亚洲教英文了。这一下子就对我形成的世界图像有了很大冲击。

中国、印度的工人开始和他们竞争了，从低往高走，感觉很好，从在乡下种地、去乡镇企业打工，然后去沿海打工，从产品在国内销售到全球舞台上销售，中国这些年总的来说是向上的。事情的另外一面是，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首先感觉到了压力，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替代，最容易受到新兴市场劳动者的压力。更大的麻烦是中国、印度这些低海平面国家的人，不但数量多，而且在开放的环境下会学习，有一条学习的曲线，原来不会做的慢慢会做了，原来做不好的慢慢做好了。发达国家的反映我理解是有点滞后的。因为早年中国替代的是东亚四小龙，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无所谓，无非是选择买香港产的还是珠江三角洲产的。但随着学习曲线的往上升，竞争就扩大到了发达国家。这就改变了全球竞争的格局。

我一直记得中国开放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为了欢迎外资，邓小平、李先念批准盖了白天鹅宾馆，所有设备都是进口的，厨师也是从香港请的，当时一个厨师的工资加上补贴，相当于120多个中国工人的总和。卖家和卖家争、买家和买家争的逻辑就在这里面起了作用。

为什么中国的贸易从原来的不足轻重，很快变成顺差、连年上升？1999年签WTO，五年预备期，进入了新世纪后，中国的出口顺差就变成了全球经济分析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最高的时候，进出口相当于我们国内GDP总量的百分之六七十。顺差的部分相当于中国GDP11.7%，日本起来的时候没有过这个数，日本是创造了外向驱动的模式。国内穷、往发达市场走，这个模式是日本创造的，但日本顺差最高的时候不超过国内GDP5%，中国创造了11.7%。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和新兴国家的劳动力结合起来，大量的生产在美国境外完成，产品运到美国国内去消费，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人预想过。

中国人开始开放的时候，最多是说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加快我们的发展。没有人想到过，中国多年封闭，由于开放、由于学习曲线会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但这是完全经济规律符合的。卖家和卖家争，中国的劳动者在中国境内争，两个海平面一打通，有了以亿为单位的劳动者，开始不会做，慢慢会做了，产品质量提高了、替代了。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还不够满意，希望今后升得更快，但从世界舞台看，这个力量已经很厉害了。中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地了，中国的汽车、机床、船开始出口了，开始造大飞机了。日本都没有生产过商业飞机，中国开始造了，在珠海航展上开始接定单了。

我们积极地上升，从发达国家，好比说底特律工人的角度看，你生产的东西比他有竞争力、价格比他低，这个市场你拿走了，他生产什么、要多快才可以追得上这个潮流？

当然，中国不单是劳动力价格低这么一把刀，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中国制造？原来我们的要素价格很低，但体制组织成本很贵，苏联模式，少数人忙得要命，和多数人没有关系。改革开放把中国的制度成本、组织成本显着往下降，出口额的创造很多不是国企创造的，是改革的国企加上民企。

第三条就是我强调的学习曲线。经济学家越来越看重的是人力资本，劳动者的技能、知识、才干、干劲、企图心，这是经济发展中最厉害的东西。

中国是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成本优势。这个成本优势一发挥，比法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也包括给香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资本所得为什么上升了？资本全球布局可以和提高生产力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假定100块的资本、100个劳动者，原来是这个格局，现在冲进来300个劳动者，还是100块的资本，资本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就低于劳动者之间竞争的程度了。

这个局面就是这么形成的。如果要进行道德谴责，这一笔仗要算到冷战头上，算到封闭的头上。如果没有东西方的阵营，没有相互不来往，要素的流动会有规律的，最后的价格是会取齐的，利率平均，工资平均化。问题是国家之间有很高的壁垒。现在冷战都过去了，我们只能是从这个现实出发。

如果是仅仅关注发达国家，难以理解为什么资本所得这么高、劳动所得这么低。全球的收入状况在改善，发达国家人均所得占全球平均水平，90年代以后开始下降。亚非拉、中国、印度这些国家的人均所得在提高。作者也承认中国起来对改善全球的人均所得的分配结构有贡献，但他说这个难以持续。

我相信一个原因，因为作者除了93到95年有过三年在波士顿任教，一直是在法国，这个时代光在发达国家呆着是有问题的。你要理解全球化，怎么也要到中国看看。有多少劳动力，过去一年几十块的收入，一开放这个力量就放出来。

从道德上我们怎么衡量这个局面呢？全球来看，收入分配没有恶化，分配格局是优化改善了，全球人均所得的差距在收窄。当然在这个总的画面当中，各个板块的感受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劳动者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因为中国、印度的劳动者冲了进来。但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上升，因为它可以全球配置。

新兴市场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有幸作为中国经济学家，我们赶上了、看见了。我是下过乡的，看过中国农民的生活，我们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辛苦一年收入才多少？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和教授说中国农民的收入，他觉得不可思议。一开放，收入大幅度提高，提高最快的是有技能的、受过训练的、懂外语的。

新兴市场的资本收益也大幅度提高。因为投下的项目在全球可以配置，这个收益过去难以相信，所以全球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全球化以后是改善的，收益最大的是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得益越大。

当然有一些板块是损害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力。1995年底我回到了中国的时候，一个跨国公司在北京首代的日子好极了，这个趋势在发生变化，过几年是香港、台湾人士，再过几年出国留学的海归成了主流，现在没有出国留学的也可以当首代。这是全球发生的变化。你能叫它停下来吗？你可以对中国的农民工说，因为法国工人受到了冲击，你就回农村去、不要收入提高这么快？我看，只能是往前走，最后的出路是，全球的生产率要提到一个新的、接近的水平上，那才是同一平台的竞争，现在确实差得很大。

不能把中国新兴市场刚刚开始有一定收入的人口，退回到原来的结构里去，我们要知道，以十亿为规模的劳动力也是人类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富起来以后，市场就厚了，苹果手机有多少是中国人在买。新兴市场有了购买力，发达国家领先的技术、领先的投资，实际上得到了好处。

所以我的看法是，对全球格局要有一个冷静的分析。这个趋势是回不去了，发生的矛盾我们要面对，发达经济体要加快技术进步、升级，这么优秀的工人，这么优秀的科学技术，积累的人力资本，要有新的东西开发出来。

所以，我现在看到了发达国家有技术创新的消息，美国的新能源、制造业革命，是非常开心的。中国现在有一些制造业企业都去美国开厂了，在我看来都觉得难以思议。企业说，我们在美国支付得了成本，把运费省下来付工人工资，而且能源的价格有竞争力，美国也搞招商引资，电价比国内还便宜。所以，不要说这一条路是黑洞，进一步发挥生产力、发挥人力资本，还是有出口的。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率要更快提高，提高才有更高的工资，才能不对发达国家的工人形成这么大的冲击。以前是80-100倍的收入差，现在是8-10倍，还要加快提。当然有人说，加快提工资，工业受不了。生产力跟不上来就受不了，生产力如果跟得上来，工资高、收入高，市场就厚。否则我们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呢？

我认为这是出路，全球化的趋势是退不回去的，你可以批评、可以抱怨、可以很生气，但这个趋势是确定的。

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中国也有挑战。外汇太多是一个负担，放到哪里去呢？我们有钱，但不等于有投资能力，所以很长时间里主要是买美国国债，国内也有很多批评，为什么总是买美国国债。不然买什么呢？买黑石吗？买希腊国债吗？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是一样的，没有钱很难受，有了钱不会投资更难受。

这种难受会转化到国内的，一块美元进来，你要汇率稳定，就要付8块的人民币，而我们不能在一个时期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得太快，出口受不了，沿海受不了，几千万农民工受不了，要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基础货币就大量投放，这个量超过了市场上的资本供应量，商品供应量，要素供应量，服务供应量，资产价格就会出问题。一不小心消费品价格增长的速度很高，一个房价问题把政府忙了多少年，现在刚刚房价下去了，反而更紧张了。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是顺的一侧就什么都好，顺有顺的麻烦，全是新的局面。在我们没有预料的全球大时代，各有各的问题要对付。我们怎么会转为高位下行的呢？第一条，高度依赖出口，就是受世界市场的影响，金融危机就是冲击，容不得中国人说话。华尔街很牛，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必恭必敬地去华尔街学习，后来老师出问题了，仿佛挺开心的，但华尔街一出问题，美国的消费出了问题，出口突然变成了20个点的下降。这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另外一面，这是有挑战的。

所幸美国托住了，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市场出问题政府出手，政府出问题，谁来救？就要靠勒紧财政收支。所以全球的总需求不足，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下来，发达国家更下来了，对我们的冲力大一点。

我的看法是，高位下行难对付。所有企业的厂长、经理、CEO，包括地方领导人还是想念过去的好日子，希望有一个快速的动作回去，还是14%、15%地增加。但这就像滑雪一样，惯性非常大。所以说要适应新常态，不要指望可以快速拉回去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多年过热。因为货币在往市场里蹦，多年调控中行政手段用得非常多，现在政府抓的是减少审批，各位注意了吗，其实没有什么审批是计划时代留下的。每年调控地价房价，所有的投资品价格都冲了下来，控不住怎么办？就是行政手段、发文件，一个部委不行，6个部委联合行动。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相当大。国家调控是为了防止翻车，一而旦有了审批权，在微观上很顽强，很难打掉。经济上行的时候不怕，经济一下行，会发现我们的经济体里面有很多的小刹车，很多摩擦系数。

第三个，真实利率迅速转正，物价指数很高。物价很高的时候借钱等于是拿资产，谁就可以借钱来形成资本，所以信贷的愿望非常强。我们国家改了30年。现在还是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等经济往下行的时候，这个力量很大。物价下来，名义利率变成正的，高额负债，谁不负债谁吃亏，等到一变脸，高负债就把经济的起伏放大了。股权没有这个问题，好的时候多分钱，不好的时候一起熬着。借贷不一样，好的时候借，以为这一点利息很好，等到市场一翻脸，发现我怎么借了这么多钱？跑路、跳楼都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条，我们是在穷的时候开始创业、办企业的，这些年富裕了，创业的动力多多少少有了折扣。最近政府加快刺激消费，创造条件让消费这一驾马车跑得更欢。但是我们投资的实际利率，购房的实际利率，就是一把刀，里外里都是它，好的时候一波动，债券为主的金融结构会放大波动，物价下来了，我说叫水落石出。14%、15%一下子变成了7%到8%。三块大石头就顶上来了。

第一个是成本，在经济好的时候买的地、买的房、雇的人，经济一下行，卖的东西价格下去了，买的东西价格没有下去。所以要有减税措施托一把，因为经济下行，所有的东西都会下来的，问题是不均衡，有的快有的慢。这是成本的石头，那就要消化成本。现在企业不练这个本事是过不去的。

第二个债务的石头，真实利率一转正，就把很多企业、很多地方政府顶在那里。

第三个是产能。经济好的时候不觉得，市场一翻脸才发现，怎么搞了这么多产能？钢铁九亿吨的产量，水泥、建材，都影响着几十个行业。我最近去了南方一个亚洲最大的床上用品交易市场，一年成交量一个亿，现在感到了压力，因为床上用品很大程度是和房地产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虽然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但受益里也会有挑战。为什么叫“新常态”？我们首先要认识大格局，不是某一种力量或者偶然因素形成的这个局面，中国高速增长就是受益于全球化，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一次挫折，一定会让中国经济发生变化。这个影响不是短期可以调过来的，我们一定要有心态的调整。

水落石出，你可以放水没过石头，但石头还是存在的。有石头没有关系，得消化他。短期看，货币怎么样更平稳，这些细节不在这里做讨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金融结构有问题。到今天我们改了30年，还是间接融资为主导、银行主导，好是很好，但是经济的波动会加大。股权为主的经济体不一样，好的时候多分，不好的时候一起抗；债权不同，会放大经济的波动。而这涉及到资本市场，涉及到公司治理，涉及到产权结构，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法治对私人财产的保护，非一日之功。

我们享受了全球化带来的上升，是不是新常态大家就趴下了？我们要在低潮的时候布未来的局。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五年以后一定见分晓。今天不努力，不把心态调过来是不行的。现在就两件事：包扎伤员、掩埋尸体是一块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看未来。

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工人工资还差了十倍，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

第一，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很多人说中国的开放不行了，依赖度太高，所以要收缩、以内需为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外需还有很大潜力。金融危机后，全球总需求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把七个最大的新兴国家放在一起，和七个发达国家放在一起，经济总量看是相当了，中国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习惯冲着发达国家去——有现成的购买力、现成的基础设施、现成的服务，生意做得非常顺。但现在正在长大的全球新兴市场的板块里，我们所谓的过剩产能有多少出去了，贸易做够了吗？投资做够了吗？

这些国家，纯粹的贸易不行，一定要对外投资来带。80年代欧洲资本是怎么进中国的？欧洲无论是由于资本的力量还是政府的远见，借钱给中国，低息贷款，你要的话马上就签给你，但这个钱不是自由外汇，是买德国的设备的。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可以倒过来做？四万亿只会买美国国债吗？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试一下？所以中国提出海上陆地两条丝绸之路、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去阿拉善看过，中亚潜在的市场不能小看，有大量的贸易互补性，但是中国的货要运过去的话，他们的铁路是宽轨，我们是窄轨，堵住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去投资？为什么不能做卖方信贷？

我们制造业强、商人弱，就要去开放市场。我总是和北大的学生，将来五到十年最厉害的是什么人？小语种的人才，我去俄罗斯的市场看，没有多少中国货，这个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但是打法要变了，不是现成的拿过来就发货。我认为出口还会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新兴市场的打法，中国现在的比较优势不同了，积累了一些资本，也积累了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可以去国外推销我们的高铁了，过去谁能相信呢？这就是学习曲线。

中国也面临着低海平面的竞争压力，你开放，但有的是人工、土地比你便宜的国家。中国的产业开始往外走。制造业和游牧业一样是走来走去的。我们到今天，农业收入10%，农村户籍人口65%，其中17%是常年在城市工作，这是中国国内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市场，怎么释放这个力量？城市化。这方面遇到的问题、挑战以及解决问题后带来的机会是惊人的。

弘毅很早就注重服务业，这是战略型的，当一部分制造业走了，一部分制造业升级了，剩下的就是服务业了，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口会甩到经济过程之外，这是下一步很大的问题，但也是很大的潜力。

第三个问题，很多的人说中国的土地贵了、人工贵了、税也高了，没有竞争优势了。这是错的，工资的上涨永远是和生产率在一起的。中国的产品有什么问题呢？很多我们都会做，质量升得很快，但还是差一点。商品质量滞后于收入水平，滞后于消费市场的要求，你看我们的消费者，你去淘宝看，进口商品卖得好，为什么，品质好！同样的东西我们会造，很便宜，但品质呢？中国正面临一场制造业的品质革命。质量差的东西过剩，质量好的东西方兴未艾。

最后一条，中国高速增长，社会矛盾也很尖锐，收入分配问题也很大。不是不公平，主要是不公正。很多经济学家不大注意这个东西。真实的世界，让老百姓不高兴的不是不平等，而是不公正。权利歪了、官场的行为乱了、贪污腐败严重、利用公权力……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总量到全球第一大也是不行的，持久不了。人心是一杆秤。要通过深入的改革，通过法治，把权力放到笼子里。公正的问题要解决。

所以，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时代。我的看法是，全球化带来的是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有挑战，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麻烦。怎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来的机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