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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为什么说“香港正在沦为二线城市”?

作者:知乎网友 类型:行业观察

来源:www.BANQ.cn(半求·房地内参) 2015-03-20 17:52:59点击4359


香港错失了多少机会?

应该说,香港错失了多少机会。

一、“八万五”政策,董建华当初力推的政策,目的是每年增加“八万五千套住房”争取10年内能够让香港7成人士拥有住房,在魔都、帝都如果搞这个政策,绝壁一大群死党、底层支持。在香港则是中产上街反对。最后因为压力而取消,现在香港人又说楼价贵,当初呢?如果这个政策推广成功,则能够促进香港经济良性发展,减少泡沫,也降低年轻人的生活、创业成本。可惜我现在看到香港很多人还是对这个政策极度反感。

二、“数码港”,这个政策也是董建华提出来的,当时全世界互联网都是在创业初期,谷歌还是小公司,FB、推特也还没有影子。国内互联网企业如163、新浪也在艰苦创业。而当时的香港政府就提出了数码港鼓励互联网产业。那时候是98年,香港在软件(可以吸引全世界和国内人才)、硬件(比当时国内更优越的宽带环境)、资金(非常完善的资金渠道)方面,都比国内强。为了配合这个政策,李嘉诚之子李泽楷还购入了腾讯20%的股份(小马哥现在股份还不到10%),第二年就卖了。如果不是那么短视的话,凭着腾讯这个平台,香港和李泽楷将会在国内互联网上拥有最高的话语权,而李泽楷则可以稳居华人首富。但是这个项目最后在李家的短视之下股份被出售,数码港也搞成了房地产开发项目。

三、“硅港”,这个政策还是董建华提出来的,台湾台积电的张汝京想在香港搞半导体芯片制造厂,双方一拍即合。但是香港人又坚决反对,说是来炒楼、炒地皮。张汝京说,那么我不买地,租地方总可以了把。香港人还是反对。最后上海跑出来对张汝京说,要不你来上海办吧。最后张汝京去了上海,办了一个企业“中芯国际”。

四、“中药港”,董建华提出,就是利用香港的严格规范质检体系,采购药材在香港研发,深加工,推广中医。但是后来还是无疾而终。现在大陆游客去香港买外国药。

此外还有“红酒交易中心”(建立离岸红酒贸易,最近数据是中国红酒销量逐年增长)、“生物谷”(生物技术)”、“鲜花交易中心”(花卉交易)。

可以说97年至05年对于香港来说是非常多机遇的一段时间,大陆刚刚入世,香港则还拥有最好的国际环境。上面的住房政策,经济政策,如果香港人民能够有决心,不短视,不追求眼前的利益。积极转型。何至于今日只能靠卖奶粉,搞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呢?韩国就是在那段时间转型成功的。如果香港能抓住上面几个机遇,亚太互联网中心、半导体中心,生物制药中心都可以让香港现在财富分配更合理。

我们不举韩国的例子,就举香港旁边的深圳吧。曾经的深圳就是香港的小弟,在97金融危机之后深圳也曾经面临困境,港资转移,制造业内迁,当时有一篇文章很出名《深圳,你被谁抛弃》。就是指出深圳的面临的困境。但是可以说深圳人咬着牙坚持下来,华强北的山寨机老板、科技园里的程序员、坂田努力的华为人、水贝的珠宝商人,他们在面临转型的时候能够坚持,能够努力把握形势,最终缔造了深圳重新崛起的机遇。现在深圳有优秀的通信企业华为、中兴,有互联网企业腾讯,制造业的康佳、创维,生物技术的华大,物流业的顺丰,能做电动车的比亚迪,制造业有富士康、中集,金融有招商、平安,地产有万科等等。这些企业你只要仔细看看历史,发展都是在97~05年这段时间,可以说这是最大的机遇。可是香港却因为很多原因,错过了这个机遇。

有些人说香港地小搞不起这些产业。再举深圳的例子吧,深圳的比亚迪以前就是个电池厂,后来业务扩展到一些手机零配件。03年说做汽车,结果被汽车业内嘲笑不务正业,瞎搞。现在呢?
香港为什么没转型和改革?

香港为什么没办法能进行有效经济转型和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和以前香港的同事沟通过。大致有这几点:

一、执政的行政长官非常弱势。既没有办法对抗财阀阶层的权贵(香港最顶层的几个大富豪从邓小平时代就可以直接和中央最高层对话,香港行政长官(除了董)在他们眼里根本不算什么),又不能真正控制公务员团队,立法会里面的建制派随时也可以把自己给卖了。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施政。你去看看曾和梁你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经济政策上的施政。

二、财阀门没有变革的意欲。你看日韩台财阀很多都是以银行为核心,然后衍生至制造业,形成规模产业链。但是香港财阀大部分都是大地产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大陆投资都是以房地产为主。因此没有什么变革意愿,因为大陆市场很大,香港财阀在大陆进行资本输出而获利很容易。(你看过港企在大陆搞房地产,没看过美企,日企在大陆搞房地产吧,李嘉诚囤地皮能囤个十年八年翻几十倍,你看国内开发商哪个敢这样囤?)。

三、社会上并没有形成大多数的中产。刨去香港数目庞大的富豪,你会发现香港的数字并不光鲜,基尼系数非常高(国内是城乡二元化,但是香港已经是完全城市化了),纸面上看香港人的收入很高,但实际上这个很高是对比大陆人的收入的结论,并不代表他们就是中产阶层。真正香港能够跻身为中产阶层的基本都是专业人士,如金融从业者、法律从业者、医疗从业者、高级的建筑师、高级公务员、高级的教师等。这种群体在香港属于少数的精英。你仔细发现香港这种除了公务员之外都属于一个人都能过的很好的技术行业,并不需要依赖一个大中型企业,完全可以单打独斗(香港医生可以个人执业)。这种情况下中产人数少,而且在香港这样的社会体制下依然获得不错,所以也同样没有变革意愿。

四、政党大量不理性的斗争内耗。香港立法会里大体上分成建制派和泛民两派。但是实际上派中有派,就算同属于建制或者泛民,但不代表立场就一支,自己人搞自己人的例子不少,这种前提下就更不用说派系对抗了,政府提出的政策,泛民一些激进派系就不管是对是错坚决反对,人数不够就搞拉布扯皮。再如泛民里面内斗,激进的派系搞了社民联,后来社民联里更激进的又搞出了人民力量。香港又是小选区制,僧多粥少,甚至出现过泛民内斗,结果建制派捡便宜的事情。这种不理性的内耗,诉求又不统一,又不存在单一独大的政党。导致的结果就是任何一个决议都会有人反对,反对不了就拉布扯皮。严重消耗政府决策资源。

举个例子,香港民主派里的司徒华,(详细维基,我曾经见过两次面,我很敬重他)香港人称呼他为华叔,他后来觉得这种政治生态太不良性了,尝试推动和中央沟通,双方协商走出一条路子,但是突然确诊了癌症,临死前一直都尝试走双方共识的路子,这样的人在死前住在病院的时候,同时泛民派系的激进派,组织了一大群小屁孩在华叔住院的病院门口大肆辱骂华叔老人痴呆,活该癌症上脑,这人一生为香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贡献良多,可见香港政治生态的畸形,这人死后,香港泛民已经没有一个能够有足够威望整合派系并且能和中央沟通的人了。

五、底层阶级固化严重。香港的底层可以说是真底层,说句实在话除了中六合彩之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翻身的可能。国内你看外面的乞丐,分分钟钟比你还有钱,但是香港那些收纸箱的老伯老太是真的可能就是买纸箱的钱就是今天饭钱了(有人说没看过香港老太卖纸箱,我可以说我看过很多次,我以前还送给一大板纸箱给老太,地址就在新界粉岭乐业路丰乐工贸中心楼下,还有香港的退休金(香港说法是强积金)2000年才开始弄(还是董生),老头老太没退休金很正常,不是年轻不努力)。PS:强积金我同事觉得很坑,说是政府强迫屁民买股票。

(一)、知识垄断,香港只要少部分人才能享受高等教育,大多数人能读到中六(国内的高三)算不错了。香港的大学录取率非常低,能上大学享受高等教育,要么是家里非常有钱让子女出国留学。要么是一般中产出钱能让孩子去读私立学校或者去上补习社(香港补习社是高大上的行业,估计以后国内也会这样)。

(二)、资本垄断,高昂的房价洗劫个人财富,在香港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都是一个巨大的支出,这让底层能够有富余的资金进行创业和投资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大陆很多人嘴里说没房,但是父母至少有一套房,大城市没有老家也有一套。香港人说的没房是真没房,三代人租房住过几十年的例子很常见。

(三)、政治垄断,选票基本没有办法对抗利益阶层,这个不细说,你们懂的。

(四)、法制垄断,封堵了灰色道路。香港是英美法系,遵循的是判例原则,司法裁量是参照案例扯皮。国内是大陆法系,在国内就算不是法律人士,但是如果涉及一些法律纠纷,你只要肯花少许时间,百度一下相关法律条文,基本上能明白个大致,法官判决也是基于这些条文下判决。香港这种则完全不可能,遵循的英国,美国数以万记的各种案例,不要说一般人了,新手律师都容易抓瞎,我曾在香港看人打官司,双方律师上台都都是带着一大叠案例资料,打官司途中律师还要不时翻书,翻案例。这种意味着这司法成本昂贵。你很难知道自己在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一般人也不敢触犯法律,哪怕再轻微的,因为随时法官扯各种案例帮你加大罪行。最简单一点,国内底层再搓,去混个摆地摊,只要不遇上城管,也能挣不少钱。香港你去做无牌小贩试试看。所以为什么香港底层的民粹那么严重,混黑社会的那么多。因为怨气真心大,还有就是混黑社会算是底层逆袭不错的道路。
这是民主的局限或失败?

有些朋友认为这是民主的局限性或失败,实际上这个本人不是很认同。香港拥有充分的自由体制,媒体和市民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但是行政首脑却是非民选。这样既不能像专制体制那样强硬推行政策。又不能像民主体制那样以代表大多数利益群体以民选领导人的身份来推进决策。这样变得体制异常畸形。再加上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城市,这样少数人的声音往往被放大,而媒体也容易被操纵炒作。八万五住房计划的时候我看香港的媒体,全都是在嘲讽,攻击董建华,指责他导致房价下跌。

如果是真正民选首脑的话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更强硬,更果断些,因为他代表民意。举个民主社会的例子吧,德国现在在欧盟经济一枝独秀,可以说是欧盟的经济发动机,在欧盟现在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出色的表现。再看看其他的希腊,西班牙等。德国今天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前总理施罗德的贡献,他2003年的任内实行了几项改革。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社会福利保障改革,核心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其实这种福利体制不利于经济和就业,很多领导人都明白,但是这东西一动,等于断送了自己政治前程,欧洲几个大国家领导人只有施罗德才真正敢下决心动手,代价就是施罗德选举失败,让位给默克尔。到了今天回过来看,试行高福利的欧洲国家面临经济问题,敢于削减福利,进行劳动制度,鼓励创新的德国则活的很好。

什么叫做敢于决策,上海90年代初才真正意义上搞改革开放,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要成为世界级航运港口,但是香港媒体没少笑话这个,因为那时候香港是远东第一大港口,上海还是刚刚准备起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上海的海床浅,不适合搞深水港口,地质环境不如香港。上海怎么做的?直接向中央把浙江的洋山岛弄下来,修了一条大桥,然后把整个洋山岛填成了洋山港(可以去谷歌卫星上看看这个工程有多夸张)。现在上海在港口方面已经不亚于香港了。而香港现在还为该不该修多一条机场跑道在扯皮。

实际上香港的政治体制非常畸形:

一、行政长官并非民选,而是小圈子选举,甚至这个小圈子的大多数意见都不一定能有用(如果有用就是唐英年做第三任行政长官)。

二、行政长官没有政党资源,香港立法会本身已经是畸形产物,但是作为行政长官,实际上并不属于立法会的任何一个政党。连所谓亲政府的民建联也不是真正梁振英的团队,与其说听梁振英的还不如说听中央的。而其他国家、地区的行政长官往往拥有政党资源,属于政党里面的一号人物。

三、香港不是美国那种猎官制,行政长官对于公务员的人事安排影响力很弱。(承袭英国的体制,关于英国政客和公务员关系推荐神剧《是大臣》)这种畸形的体制造成的结果,是一,行政长官不代表大多数,甚至可能连代表谁都不知道。第二,没有政党资源,一些基层组织活动,媒体舆论引导,沟通各个利益阶层,政策的推广和协商都需要政党资源,需要政党的基层动员,组织活动。(安德伍德:怪我咯)。第三,公务员团队也不一定能够买账。

简单就说,香港的行政长官,你说他专制独裁,但是他属于弱势群体,什么资源都没有。你说他民主象征,那问他代表香港哪一个阶层,估计他自己都说不出。你叫行政长官要怎样施政?

而三任香港首脑都不能真正说得上代表大多数:

一、董建华,代表了大财阀利益,但是能考虑底层,但是和公务员团队关系很差。很多政策没能推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的一些政策背离了大财阀的利益,被大财阀抛弃,被胡总点名批评。最后被迫辞职。

二、曾荫权,同样代表大财阀利益,和公务员团队关系密切。可以说任内最大功绩就是让香港房价崛起。

三、梁振英,代表中产(代表大财阀的唐英年被选举时候出现意外,导致被最高层抛弃)。这样导致梁振英成为最弱势的一届,即不能和大财阀一路(曾经有财阀扬言梁振英当选就离开香港)。又不是真正最高层一开始意向的人选。和公务员团队又不密切。所以梁的做法很简单,讨好民粹。如奶粉限购,限制双非,打击水客,限制自由行等等。这些政策实际上不符合大多数香港人的利益,但是能够迎合喊的最大声的那部分人的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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