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改变当前的人口策略，“老龄化程度亚洲最高”这顶帽子迟早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头上，在这场国际化“人口战争”中中国将失去更长远的竞争力。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形势不乐观，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增速有所下滑。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正被一只无形的手在拨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人口红利消失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依靠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这时，如果不能及时转轨，仍沿用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没法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但与日本、德国等其他老龄化社会不同，中国在收入还相对较低的时候就开始老龄化了。

就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而言，当下的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类似，但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中国才刚刚达到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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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持续20多年的停滞，许多人担忧中国将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重蹈日本的覆辙。

日本总务省7月1日发表的最新统计报告显示，到2015年1月1日为止，日本全国总人口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7万1058人，为1亿2616万3576人，减少率为0.21%，是历年来最大的减幅。

由于第二次婴儿潮(1971——1974年)期间出生的人群已年过四十，处于生育适龄期的女性人口回落，日本迎来出生人口也趋于减少的时代。

按地区来看，有41个道府县呈现人口减少，比上年增加了2个。三大都市圈中，仅有东京圈维持增长，单极化加剧。

出生数约100.4万人，创下1979年以来的新低。死亡数为127.0万人，创历史新高。死亡数减去出生数的人口自然减少数为26.7万人，连续8年呈现增势。

从年龄层来看，0——14岁人口为1631.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2.93%。65岁以上人口为3268.0万人，占总数的25.90%，是0——14岁人口的2倍多。

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另据全国老龄办之前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从2001年到2020年中国将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16至59岁的劳动力人口下降244万。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

中国劳动力/老人比(20-64/65)2010年降至7.5，经验表明低于7.5时，经济将转为中速增长。

日本在1946-1973年这28年内，GDP年均增长8.9%，1950年10个20-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老人，也就是劳动力/老人比为10.0。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1974年经济衰退。1975年石油危机结束，但是该年的劳动力/老人比下降到7.5，经济无法恢复以前的增长速度了，1975-1991年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劳动力/老人比开始低于4.8，并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2.3;经济增速也再次跳跃性下降，1992-2013年年均只增长0.84%。

韩国在1963-2002年，GDP年均增长8.6%;2003年劳动力/老人比降至7.5，2003-2013年GDP年均只增长3.8%。韩国的劳动力/老人比将在2017年降至4.8，并将迅猛下降到2030年的2.5、2.4，可能很快就要走日本1992年经济衰退的老路。

美国在1934-1944年GDP年均增长10.2%，但是当劳动力/老人比在1947年降至7.5之后，GDP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947-1985年的3.6%。1986-2006年劳动力/老人比稳定在4.8附近，GDP年均增长3.2%。2007年劳动力/老人比低于4.8，2007-2013年GDP年均增长0.99%。

根据日本、美国、韩国的情况，可以得到一些观察结果：当劳动力/老人比高于7.5，经济可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比低于7.5，经济将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比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

中国的劳动力/老人比在2010年降至7.5，相当于美国1947年、日本1975年、韩国2003年的水平，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将从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中速增长，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已经开始降速。

可以断定的是，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不断减速应该是“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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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目前中国暂时还不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假如不改变当前的人口策略，“老龄化程度亚洲最高”这顶帽子迟早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头上，在这场国际化“人口战争”中我们将失去更长远的竞争力。

决定未来人口趋势的关键因素是总和生育率(简称生育率)，即各年龄别生育率的总和，可通俗理解为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直观来看，年出生人口大致相当于当年的生育率乘上处于育龄旺盛期的年均女性数量。

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如果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将不断衰减。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约为2.1。由于中国出生男女比例和女孩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更替水平要更高。

根据近年数据估算，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2以上，即每个家庭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保持孩子数量与父母辈相比不衰减。

中国的生育率在1963——1970年处于高位，每个女性平均生育5到7个孩子，但当时也仅略高于世界平均。自1971年，人口控制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工作普遍展开;从1971到1979年，生育率从5.44直线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的2.75。

但自1980年开始实施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之后，生育率却在1980年代初出现了反弹，在整个1980年代处于2.2到2.8之间。反弹的原因是生育年龄大幅提前，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严厉政策导致恐慌性生育。

中国的生育率自1990年代初期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年出生人口在1990年代更是直线下降超过40%。从2003到2013年，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到1700万之间，这种表面的稳定掩盖了背后生育率的走低。

目前处于23——28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出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期，因而数量众多。如果生育率维持稳定，中国近年应处于出生人数明显反弹的生育高峰期。但实际情况是，近年出生人数并未反弹，这反过来说明生育率在走低。

在未来一二十年，除非生育率大幅上升，否则随着生育旺盛期女性数量的急剧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将再现1990年代那样的断崖式下跌，可能从目前的约1600万急剧萎缩到1000万以下。

简言之，1960年代的生育高峰和1970年生育干预政策造成了出生人口的大幅波动，后果是中国出生人口会台阶式下跌，而非均匀减少。中国出生人口已经历了197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两次台阶式下跌，现在正在进入第三次下跌。

由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201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纺锤形，劳动力比例大，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是也导致内需不足(消费行业会怎么样)。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并且很快就要变成高度不稳的倒三角形：劳动力严重短缺、高度老年化、经济丧失活力。

根据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综合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自然生育率”只能达到1.6左右。以台湾地区和韩国为参照，即便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的1.1左右。

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累计只会多生一百多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全面二孩累计也只会多生一千多万人，远低于翟振武和卫计委所预测的9700万;峰值出生规模只有1800万人，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中国之前放松了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妻双方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个孩子，之前政策规定必须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不过生二孩的小高潮并未如约而至。

专家们指出，随着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人们的生育理念已发生深刻改变：“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不再占据主导。即便生育政策更加放开，也很难再现过去“多胎常态”的社会情景。

上海社科院人口问题专家左学金表示：“时代不同了，年轻夫妇不想再要两个或四个孩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来一次大转弯，从限制生育变为鼓励生育。”

另外，与其他出生率低的国家不同，中国无法仅仅依靠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美国则是依靠移民来弥补本国的低出生率。欧美国家的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可以达到10%到15%，而中国不足0.1%。

在本世纪内，美国可能将致力于成为第一人口大国，从而确保自己的实力。

目前美国人口为3.16亿，居世界第三位，排在中国(13.6亿)和印度(12.8亿)之后。美国可能将力争使本国人口达到16亿，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敞开大门就行了，就像其在237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所做的那样。

在本世纪接下来的岁月里，如果每年移民美国的人数增至1000万，美国人口将在2060年之前达到约9.4亿，到本世纪末达到16亿。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认为，哪怕北京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会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因为中国下一代的劳动人口数量实在过小。

即使从现在开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也只能等到2030年之后。在短期，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

此外，蓝皮书指出，中国正逐步踏入人口老龄化通道。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低于4%。

一般说来，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率，是左右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键因素。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在“人口拐点”到来前后，经济危机如影随形。

中国的人口存量，恰似储存在空间海绵中的水分。在过去几十年间，因为中国庞大的人口存量，可以有充足的水分滋润东部那些先行发展的地区，但如今，当劳务派遣公司需要深入到云南、贵州的大山之中寻找工人时，海绵中的水分已越来越少。

一般说来，传统上经济增长高的地区，其人口增长会慢下来;而经济增长慢的地区，人口增长会比较快，如欧美日诸国莫不如此，但这一点在中国并不成立。

即使中国已进入“新常态”，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等地区等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已逼近某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保持在较高速度。

因为还有另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经济的脉搏---流动人口。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21世纪经济报道称，来自中部地区的年轻人不仅没有“逃离北上广”，而是继续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聚集。

一位学者表示，逃离北上广其实是个伪命题，人口向东部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不会变，这一点与日韩等国的人口变化一致。

这种人口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使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得以补充，进而降低其社会抚养比，拉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熨平因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经济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则使其陷入“人口逆差”的困境，其影响甚至波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

但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区域经济发展对人口的需求已经开始显露，或许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争夺战”已经开始。

中国还是人口大国吗?当然，官方统计中国有13亿多人口，仍是全球人口最多国家。中国缺劳动力吗?

要看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绝对供求意义上暂时不缺劳动力，但如果考虑区域、行业，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逐渐严重。今后随着老龄化加剧，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会由结构性的相对短缺走向绝对短缺。

不过，中国在人口和劳动力方面将面临的困境并不遥远，已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在城乡差别、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代际变更等多种因素之下，中国的结构性人口矛盾十分严重。区域间的人口“非正常”流动与地方经济发展并不匹配。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18%的人口离开本地或本省在外生活。

东北地区是人口流出最明显的区域之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只有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人口净流入，但远比不上北京市40万至80万的年人口流入量。

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甚至比基本同纬度的韩国和日本要低，2013年韩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19，日本为1.34。

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不夸张地说，多年人口净流出加上明显的老龄化，使得东三省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甚至陷入人口危机。

但东北地区并非人口流出最多的省份，安徽、四川等中部和西南省份跨省流出人口最多。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测算，目前跨省流动人口已占全部流动人口的38.9%。其中，人口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出，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六省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

综合各省统计部门不完全统计，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中，安徽省2014年净流向省外半年以上人口852.9万人，比上年减少45.8万人，但仍占当年全省常住人口的14.02%。河南省外出人口数量也持续增加，2013年河南省外出人口占本省户籍人口已超过20%，其中流向省外占55.7%。贵州省2013年全省新增净外出省外人口2.5万人，比上年减少4.5万人，外出总规模达760万人。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的流出同比下降约5.6%。段成荣指出，近年来，国内人口流动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并不是很明显，因为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趋势未变。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生龙表示，跨省人口迁移的因素依次是迁出省人均GDP、总人口，迁入省的人均GDP、迁移存量。

虽然最近10多年来已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战略等政策，但目前区域和城乡差距仍十分明显，这为人口迁移提供了根本动力。刘生龙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将会呈不断扩张之势。

据测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左右，由于人口流动与生产要素等结合，流动人口因素对全国GDP的贡献率在23%左右。人口流动对GDP贡献显著。

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中国从此前的劳动力过剩开始出现局部的“用工荒”现象。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强力推进创新战略，争取创新红利，超越人口红利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下降，资源和环境约束越来越大，人口红利逆转。

对此，只有保持创新自信，最大力度地改革体制机制，明晰知识产权，形成利益激励，国家投入基础研究和重点项目，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新技术市场化和产业化，使新产业蓬勃发展，技术进步弯道超车，将目前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从30位左右，提升到10位以内，中国才有可能在人口危机经济增长的下行困境中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