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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深圳离“创新型城市”还有多远?

作者:林岭东 类型:行业观察

来源:www.BANQ.cn(半求·房地内参) 2015-09-28 10:35:37点击3632


关于深圳第一大支柱产业,我不打算探讨“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现状和问题——Bytheway,有人已质疑过将“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现代物流、文化产业等三个产业并列为“四大支柱产业的提法,因为“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是一个专门的产业的定义,而是若干个产业的定性的统称,与另外三个产业并列的深圳第一大支柱产业准确地说应该是“电子信息产业”这个比较大的产业门类,本文显然是采信了这种意见的。——我显然不具备分析第四代移动通信、生物产业或工业机器人产业的专业能力。就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言显然并不明智。

我想要弄清楚的是,经过过去20年的探索,深圳离“创新型城市”究竟还有多远?深圳是不是已经是全球著名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之一?是否已经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科技创新的“深圳模式”?深圳与北京、台湾、香港、硅谷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联系和共生关系?过去五年里,深圳做对了什么,没有做对什么?还需要做些什么?国家又做了什么?没有做对什么?一种专制主义的治理模式与科技创新机制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可否共存?

深圳创新集群的秘密

如果把城市划分为“繁荣的”和“失败的”两种的话,深圳毫无疑问属于前一种。

而如果单就“城市”而不是“经济特区”的成功而论,深圳过去35年的繁荣兴盛,在1986年之前是由于贸易,1986-1997年是由于快速的工业化,1998-2008则是由于由于高科技产业的兴起与高速增长,2008年迄今则是由于金融自由化与移动互联网创业潮。

这里所说的“由于”,更多是强调其主导性因素,并非同时就没有其它因素有助于深圳的繁荣,而且,移动互联网创业潮,亦是所谓“高新技术产业”的组成部分,亦是区域创新体系的结果。从而,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的说,在过去的35年里,形成了一个在全球都引人注目的创新集群,是深圳这个城市“持续繁荣”的最重要的因素。

何以描述这个“创新集群”?我们只能采用官方的数据。

数据1:根据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的统计,2014年深圳市高科技产业总产值15560亿元,约合2509.6亿美元(这个数据接近于全球著名的创新型国家以色列当年的GDP总值2590亿美元,超过另一个近年崛起的创新型国家爱尔兰当年GDP总值2055亿美元)。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产值13690亿元。

数据2:目前深圳市拥有3万家科技企业,包括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4700家。这其中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1家,超过100亿元的17家,超10亿元的157家,超过1亿元的1203家。

数据3:根据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数据,有4家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前50名,分别是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星光电、腾迅,全部是深圳公司。2014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1646件,连续11年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把这一数据与全球申请数前十名的国家对比,已接近排名第五的韩国,远高于排名第六的法国。

数据4:2014年,深圳以一个城市的经济体量,R&D占比达到4.02%,是G8国家平均水平的近2倍。而全球R&D经费占比超过4%的国家,仅有以色列和韩国。

从数据1我们可以看出,电子信息产业占到了深圳市高科技产值的88%,可以说是绝对的主体。而整个中国2014年电子信息产业总值为14万亿元(本从比较怀疑这个数据可能水分较大),即便按这个数据来看,深圳也占到了全国的约10%。而据据数据3和4,显然深圳这个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是整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中最具有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部分。(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在珠三角东岸地区,深圳、东莞、惠州构成一个共同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三地之间的产业关联度、协同性十分之高。)

关于深圳的“创新集群”,我一直希望有类似北京大学王缉慈教授这样的学者来做一个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形成基于深圳个案的“创新理论”的创新成果,可惜她只在多年前对东莞作过类似的个案研究,却未对深圳案例给予足够的重视。关于深圳创新集群的研究,我所能看到的专著只有两本,一是深圳市政协编著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二是金心异、丘慧慧合作撰写的《深圳科技创新史》。

但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只是一本“口述史”,仅具史料价值,供人们感慨“激情燃烧的年代”,而不愿意去探究其形成过程的内在肌理,以及可以抽象为普适性规律的创新理论。

《深圳科技创新史》总结深圳高科技获得发展的四个原因:

一:从最初想要解决科技成果产业化难题入手,直到最后建立一个区域创新体系,深圳在国内率先找到了科技与产业相结合的市场机制,并利用先发的优势,打了一个时间差,从而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有总结:深圳“产业升级抓得早,自主创新抓得早”。但就是在没有多少科技资源家底的状况下,深圳仍发展起来了位居国内前列的高科技产业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圳动手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订的一系列发展科技产业的战略和计划,将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以科技引领的工业化浪潮之中,这足足比国内更多城市早了10年。正是这宝贵的10年,让深圳以其“经济特区”的软实力,吸引国内各个地区的科技人才竞相来深创业发展;等到全国各城市均认识到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时,深圳已建立起一个成熟的高科技产业基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了。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宝贵的10年时间,可以说是深圳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机会窗口,深圳抓住了这个机会。

二,核心秘密:资本配置资源。市场经济的一个“元规则”,就是让资本,而不是政府配置资源,才最有效率。

科技创新的最大难题或瓶颈就是:任何科技创新皆高风险。政府并不能精确判断市场对技术需求的方向,作出这样的判断需要冒极大的风险;而政府财政资金的最大特点就是“风险厌恶”,即便存在潜在的高收益的可能性,但巨大的风险也决定了政府不应该是主要的研发方向判断者。

大学和科研机构自身的逻辑也使得它很难成为研发方向判断者。姑且不说大部分大学和科研院所,其主要的使命是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就算是应用研究,它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市场需求的弱感知能力,而且其同样不能承受创新的高风险。

大型企业可以在内部建立研发方向的风险对冲机制,但其成本也常常巨大,有时甚至会拖垮一个大公司。不少大公司皆倒在了市场技术更新换代的关键节点上,这使得研发方向的判断常常成为大型企业的一场豪赌;相比之下,中小企业甚至无法建立风险对冲机制,而只能一开始就投入一场赌博,成则生,不成则死。这也是中小企业死亡率很高的原因所在。

谁来化解科技创新的风险,从而使得科技创新获得足够的激励?

VC(风险投资)是解决此一问题的最好风险对冲机制。它通过专业的项目筛选团队,先最大限度地降低研发的投资风险,之后再通过众多项目的投资组合对冲掉一部分风险。在VC投资中起最关键作用的是所谓“大拇指定律”,VC所投10个项目中,往往只有两三个最终获得上市融资,而为VC赚来最多钱的只是10个中的一个,但这一个就可以把10个项目的平均利润率拉升到了可观的水平,从而最终有效地对冲掉了投资风险。

VC制度事实上是美国硅谷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这一金融机制后来在全球都有很大程度的推广。

三,在全球的科技链条中寻找自身价值定位,并依托于本地区的合作分工体系,这也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法宝。

在IT产业领域,北美始终是产业技术革新的发动机,占据这个庞大新技术产业的控制环节;台湾、韩国、香港等亚洲先发地区,则是借由与北美地区的直接联系,并承接北美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形成北美研发、亚洲制造的格局;深圳等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则在承接港台日韩的制造业转移之后,借助自身的劳动力低成本、土地等要素资源价格较低的优势,最终取代亚洲先发地区成为制造基地。深圳等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则进一步与北美建立直接的产业联系,使自己逐步转向生产及贸易组织者角色,而将制造工序甩给周边地区。

用华为总裁任正非的话来说,在80-90年代,深圳IT制造业是利用了蓝领工人价格低廉的优势而建立竞争力,但在此之后,深圳迅速发现了自己另一个核心优势:研发工程师的价格同样较北美低廉许多。华为、中兴的崛起,核心秘密即在于此。富士康在深圳近年的转型也在重复这条路径,包括比亚迪、迈瑞、腾讯等深圳新兴企业,均是如此。

四,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深圳区域创新体系中,政府角色的边界厘定,以及政商关系的分野。在政府侧,作为深圳第一支柱产业,对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视不受权力更替的影响,政策具有超强的连贯性,形成接力赛的特点;行政体系不同部门之间既分工协作,又存在一定的政绩竞争关系,共同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在企业侧,企业家精神旗帜鲜明,企业家与工程师之间形成共生关系,对技术创新的追求已形成强大共识,沉淀为这个城市的一种文化特质。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或科技创新领域,政商关系完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政不扰企,企不媚政,各守分际,各出其力,共同成功打造了深圳区域创新体系。

厉有为时代驱赶“三来一补”的凌厉政策,既显示了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决心,事后看来,事实上也为之后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腾出或保留了足够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虽然当时饱受非议。从这个角度来看,至少在当时的特区内,是采取了“产业替代”的策略而非“产业升级”的策略。

对这四点原因的总结,我是基本赞同的。不过我觉得核心可能是第2点,第4点其实是第2点的补充。第1点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似乎想说明,倘若深圳没有打这个时间差,以深圳既有的科技及教育资源极其匮乏的状况,就不会有这个机会?这个无法假设。第3点是自然形成的一个过程。

还有,这几个原因用来总结2008年之前深圳科技产业的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前述两本书都撰写于2008年之前。但是在2008年之后,事情就起了变化,政府明显加重了对这个领域的介入。

许勤押宝“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深圳就确定自己在高新技术领域内追求的三个目标产业是: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产业。90年代末期当中国各省市都想要追求发展高科技时,他们的目标与深圳雷同,基本上都是这三个产业。

但是,让我们看看深圳2014年的数据,在15560亿的高科技总产值中,电子信息产业占了88%,为13690亿元。而生物医药行业的产值则为337亿元,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则为725亿元。二者相加也不过1062亿元,不足电子信息产业的10%。

同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起来了,但生物医药、新能源与新材料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迄今仍很弱小,也没有什么具全球影响力的公司。不能说深圳政府没有为之付出努力:可以说不断地有政策出台,也试图扶植许多企业做大做强,但结果这些企业并没有做起来,有些甚至做成了丑闻,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雷天新能源汽车”案例和“北大科兴生物谷”案例。

这足以说明,深圳高新科技的兴起,政府绝非起主导作用,否则就无法解释政府拚命想做的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却没有做起来。

当然,全国也是同样的情形。以生物医药为例,2012年全国生物医药总产值为15403亿元,与电子信息产业当年近12万亿的产值相比自是小巫见大巫。但即便是在全国的格局中,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显然未取得在全国的优势,山东、江苏、京津冀、沪浙四地成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地区,2012年产值分别达到了1717亿、1623亿、1046亿和1021亿元,而珠三角则仅为700亿元。

可能,在全球来说,电子信息产自上世纪中期开始进行知识及科学研究的突破,后期开始逐渐形成一个总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级别的庞大产业,到本世纪初这个产业已基本成熟,只不过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再一次激发其巨大能量,这也是许多战略研究专家未能预料到的,电子信息产业显然在拉长期生命周期,并持续成为全球经济繁荣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目前的知识生产过程尚未完成,科学研究有待更多突破,技术方案远未成熟,因此,目前尚处于未进入成熟期的阶段,待其成为全球10万亿美元规模级别的大产业,还有待时日(有人预测尚需20年时间)。因此,各国目前在此领域的布局,仍着眼于知识与技术的突破,籍科研的突破获得在知识产权布局上的优势,为未来抢占产业化先机打好基础。

因此,就我国各地区来说,目前言之在此产业的产值有多少,其实意义并不大。许多此行业的企业,满足于在产业的末梢做资源消耗型的加工制造,却没有任何实力在此领域的知识生产中打下一点基础,这样的产业对未来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对于深圳这样已成为国内主要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来说,就不能再满足于上述行为,而应在知识生产和基础科研方面进行长期布局,沿着此领域的知识链,逐步形成自己的优势。这才是深圳这样拥有雄厚财力的城市应该做的,而国内拥有同样实力的城市也不过就是三五个而已。而且,也不仅仅是生物医药或新材料、新能源产业,就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必须在所有的“未来产业”作介入准备,尽管不同的城市可能重点不同。

在专业领域内进行基础的知识和技术储备,这就超出了大多数企业的能力范围了,只有寥寥无几个大型科技跨国公司(如华为技术)具有此等实力。因此这确实需要政府的介入。也就是说,倘若过去“深圳模式”是四个90%,主要依靠企业自主创新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必须打通“中关村模式”(依托于大学和科研院所)和“深圳模式”,结合两种优势。

这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形成合力。但是,中央政府虚弱的财政实力和失衡的财政支出结构,导致它很难集中财力重点支持某几个战略方向的科学研究,而我国目前的科研体制也使得它近20年来几乎无所作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某几个有财政实力的地方政府能够具有此等战略眼光,筹集足够的资金进行投入,在某几个点上进行重点突破。

这正是过去五六年里深圳市政府试图做的事情。而深圳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具有国家发改委背景的市长许勤。长期在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司工作的经历,使其对全球科技产业趋势有较为精准而敏锐的判断,而他自2008年担任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分管科技,2010年担任深圳市长,这7年时间里,他的角色有利于他将深圳政府与中央政府主管科技部门联结起来,这个联结有利于前述“中关村模式”与“深圳模式”的打通。

虽然有人批评许氏是以市长职务干了分管副市长的活儿,但我以为这样的批评是不公允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过去许多年里贡献了深圳GDP的30-40%之间,可以说是深圳经济的命脉之所在,而这几年正是产业兴替的关键节点,实在不容有失,花更多的时间在深圳的未来产业上,是一任深圳市长必须担负的责任。

许氏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来指代他所希望重点拓展的“未来产业”。这大约是源于中央政府的说法。2009年9月下旬国务院连续召开三次“战略性新兴产业座谈会”,并于2010年9月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决定“现阶段选择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市政府则于2011年确定了深圳重点发展的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互联网产业、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产业。与国家确定的七大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深圳的六大没有将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列进去,但就多了一个“文化创意”产业。

在深圳的六个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需要有知识生产和基础研究的环节,而且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此方面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两个公司已有足够的研究实力,可以上溯到基础研究和知识生产的环节,可以说本该由政府和大学做的事情,企业自己已在做了。文化创意和互联网两个产业,主要是应用研究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没什么好说的。但是生物产业、新能源和新材料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却需要基础研究和知识生产作为核心的环节。

由此我认为,深圳市政府应该集中在这三个产业方向上,尽到自己作为公共技术平台的职责,其中新能源和新材料这两个产业又具有高度相关性。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两个产业方向正是过去20年里深圳政府作为主导性产业规划但却又没能发展起来的。

问题是,深圳如何发展自己的这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在此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看到,深圳政府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了努力,一是设立“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规模为180亿元人民币;二是重点扶持了“华大基因”平台和“光启平台”。

行业间对前者普遍持欢迎态度,而对后者却非议颇多。我的观点却正好相反,我认为前者没有太大必要,而后者虽属赌局,但却是重要的筹码。

对深圳政府来说,它应该做的绝对不应该是急于催谷产业规模。所以我对以下进展感到啼笑皆非:在刚刚确定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计划没多久,2012、2013和2014年,官方媒体就不断吹嘘深圳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了多么多么大的成就。如2014年的成就是:2014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引擎作用更加凸显。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达5645.33亿元,增长14.1%,约占全市GDP35.3%,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生物产业增长8.7%,互联网产业增长15.3%,新能源产业增长9.0%,新材料产业增长10.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长13.9%,文化创意产业增长17.4%。

这样“立竿见影”的神逻辑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实也就是未来产业,当然是立足于未来长远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几个产业中,将来要培养出能够与“电子信息产业”一样规模的支柱产业,从而为深圳经济的未来奠定基础。长远的产业基础是什么?当然是研究,甚至是最基础的知识生产。而这些是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由此倒推回来,砸一两百亿给属于这几个产业的若干个公司,每一家“雨露均沾”,有什么意义呢?虽然看上去一切都符合财政资金的使用规范程序,但最后结果一定是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

反而,像华大、光启这样的集科研与商业化于一体的新型创新平台,虽然业界许多人怀疑他们是骗子,但我相信政府上上下下不至于有如此重大的误判,把骗子当神一样供起来。虽然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钟馨稼先生是不是大骗子。顶多,对于汪建、刘若鹏这样的人,他们的科学研究究竟能不能在全球获得领先的优势,他们的技术方案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商用的程度,他们的商业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对于这些,我们究竟可以有多大信心,我估计不少人心里是犯嘀咕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毕竟基因、超材料,这些都是全球重要的科技产业趋势,而他们已在此领域有了相应的基础,政府倾巨资支持,确实有赌一铺的成分,但毕竟赌嘛,就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财政资金赚或赔的可能性各为0.5,要比把一两百亿天女散花一样浪费掉有价值多了。我的意见是,值得赌。

政府设立“产业扶持基金”是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的懒政行为,因为它没有精准地理解政府在“产业公地”中的角色。对深圳的产业公地来说,最短缺的环节是基础的“公共研发”,这正是深圳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的钱也应该往这个方向走。“华大”、“光启”这样的创新平台是一个不错的尝试,除此之外,我认为政府更应该向大学投入更多资金,要求他们加大对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的研究。

我认为,政府可以设立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这三个方向上的公共研发基金,每个产业可以砸进去50亿美金(合共150亿美金,约1000亿人民币,可分5年逐步到位,每个领域每年10亿美金。),资助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大、清华、哈工大”研究生院,分享这笔资金,建立国家级研究中心,从全球各地花高薪挖回来该领域最核心的科学家,组成团队进行长期研究,研究所获得的专利由该“公共研发基金”控制,并授权(付费或免费)给本土企业使用。这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许勤是做了对的事情,但是做得还不够充分,而不对的事情,也在做一箩筐。问题的关键在“长期、聚焦”。

深圳市2015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将达到惊人的4000亿,各部门各区都在为钱花不出去而头疼,都在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在把钱花出去,这样将造成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无数钱都在基建和维修工程中被泄露抛洒掉了。与其如此,何不把钱砸向基础研究,为深圳的未来产业寻找一种希望,这也算“为官一任、造福一城”了。

从“山寨之都”到中国的“创新中心”

在许勤的市长任上,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对“创客”及硬件创新的鼓励。这件事在2014年下半年和2015年上半年,令深圳在新旧媒体上收获了数不清的赞美。

在此之前,深圳这个城市如果说在中国之外的地方还有点知名度的话,那就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在1997年之前,以“中国最成功的经济特区”而为国际所认知;二是自2005年之后,以“山寨之都”而为国际所认知。

所以,当境内外媒体突然重新发现深圳时,他们的视角不约而同地定格在了:深圳是怎样从“山寨之都”升级为世界的“创客之都”的?

最典型的表述如下:2015年1月7日,福布斯中文网刊出《深圳:从“山寨之都”到“创客之城”》的文章,它如是断言:“……深圳……被誉为‘生产商的天堂’,数字产业优势明显,从制造能力、工程技术人员储备,到‘快如闪电的物流’一应俱全,已经成为各种数码产品硬件开发商的沃土。但同时这座城市也因为各种山寨产品而广受诟病。”“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深圳显然不满意再顶着‘山寨之城’的帽子,毕竟在这个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经拥有了华为、腾讯、中国平安保险、中兴等诸多名名企业”。

福布斯引用全球第三大硬件加速器供应商、深圳市矽递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廖巍的话说:“脱掉世界工厂和山寨之都的帽子,深圳要成为设计之都,这是一个前进的必然之路”。

类似的表扬在2005年上半年蔚为风潮,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以至于有人猜测这是深圳之“换届癫痫症”,但事实可以表明这大部分是自发的行为,无论是公共媒体还是自媒体。深圳确实令媒体感到了惊艳。

从“山寨之都”到“创客之都”,有哪些因素贯穿了两个过程?我认为,即便是“山寨之都”,它也展现出了以下三个特质,而这些特质也正好是“创客之都”所需要的,所以它们支持了这个转变过程。

一是低价为王,低成本为王。

华强北是深圳“山寨”产业的大本营,它为什么在2005、2006年达到巅峰,又为何在2010年之后陷入困境?原因在于,华强北必须低成本运营,以低价来大杀市场。这是“山寨”产品的王道。在华强北和深圳不断改造升级之后,华强北的成本已越来越高,向其“低价策略”提出了挑战。

“山寨”产品瞄准的是低收入阶层,他们买不起昂贵的品牌智能手机,所以只能通过山寨机而分享移动互联网的红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强北是为穷人谋福利的社会公益行动,而业者则从中赚取微薄的利润,他们靠走量来赚钱,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低收入阶层都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华强北为什么可以低价?逃避知识产权成本只是其中一部分。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分工、较低的产业链物流成本、低人力成本等等,共同构成华强北的“低价”王道。华强北的山寨最鼎盛时期,加入的大都是没有雄厚资本的小企业,他们最好的选择只能是专注在产业链上一个很小的环节。“在深圳,无数企业可能只生产螺丝钉、数据线、显示屏等,但他们会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到最好,共同为大的产业链服务,这就是深圳的蚂蚁军团。”

“虽然,低成本带着资本的原罪,但是成本控制确实是深圳作为制造业中心最强大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把一个手机的成本控制在几十元,而且还带外壳。”

另一个问题是:当华强北变得昂贵,能否在别处复制另一个低价的华强北?现在看来,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二是与全球的技术及商业联系。

如果没有与全球主要IT产业体之间的技术联系,华强北不可能成为华强北。这其中最显著的两个合作伙伴,是台湾和北美。联发科在好几年内都是华强北主要的芯片供应商,正是山寨市场支撑了它迅速发展成为台湾IT业界的一个巨头。

最新到来的则是英特尔。英特尔新任CEO科再奇来中国的第一站就选在了深圳,其中国区总裁杨叙更是把已经在北京连续举办了五届的IDF(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放在了深圳,“要是不在深圳,我们宁可不办。”深圳的很多中小企业主都能拿出和英特尔高管的合影,这在之前完全不可想象。

现在英特尔已经成为支撑深圳“创客之都”的重要技术力量。

如果说,在90年代到2010年之前,深圳主要的技术及市场合作伙伴是香港人和台湾人,但在最近的10年里,随着越来越从华裔工程师从硅谷回来,以及许多深圳企业到北美设立分公司或研发中心,深圳已建立了和北美之间的密切联系,台湾已退居次要地位。

除了北美和台湾,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深圳建立技术服务办公室,从事技术转移和技术贸易。

三是,快速反应,快鱼吃慢鱼。

“在深圳,一款添加些许创意的山寨手机从开始设计,到修改、测试、开模、交货,利用华强北的电子市场,最短只需要一个半月时间,而且每隔45天,80%的山寨机款式都会被市场淘汰。但如果是做正规手机,这通常要耗时一年。”这就是山寨版的快鱼吃慢鱼。

2005年至2006年是华强北的巅峰时期,手机行业迎来高峰,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大军更是引人注目。仅大大小小的手机厂家数量就多达4000家,剧烈的竞争迫使它们必须提高速度和压低价格,同时最有效率的企业在市场的筛选下得以留存,并加入到整个产业链中。

这三个因素同样传递到深圳日渐成为“创客之都”的行为之中。也许英特尔中国区总裁杨叙的论述最具有说服力:“我认为山寨和创客的区别在于,山寨是‘跟’,创客‘领’。”他认为过去的山寨就是学着别人在做,而现在的创客则是自己在发明新的东西。而英特尔都在芯片业务上为他们提供支持。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杨叙认为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正是有了多年山寨的经验,产业链得到的完善和融合,才为现在的创客运动打下了基础。

山寨的过程实际上锻炼了供应链的能力,尤其在质量控制和成本把控上学到了很多,虽然,低成本带着资本的原罪,但是成本控制确实是深圳作为制造业中心最强大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够把一个手机的成本控制在几十元,而且还带外壳。也只有深圳的山寨企业才会针对穆斯林市场生产手机,专门设置每天有五次闹钟提醒祷告,有指针直接指向麦加的方向。在这里,被大型制造商忽视的小众需求都能够被山寨产品“满足”。

不仅仅是硬件创新,不仅仅是“创客”。虽然北京中关村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技术集群,除此之外,包括武汉、合肥、西安、杭州等许多城市也都追求成为另一个“硅谷”,上海市则在政治的高度宣称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但到目前为止,最适合“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个称号的,首屈一指的可能还只能是深圳。我的意思是说,深圳可能是中国在追求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漫漫征程中,首个可以称之为“创新型城市”的地区。

有几个方面支撑这一结论:

一是,深圳已较好的解决了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当然这个较好是相对的,在中国大陆的范围内而言,深圳是解决得最好的。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计划政治的影响,对中国内地城市来说,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一个艰难无比的工程,因为政府的权力得不到任何制约,它可以为所欲为,它绝不谦卑。

二是,深圳已依靠市场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创新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企业和企业家起主导作用,一系列著名的创新公司证明了这个链条的有效性。而且这个链条还在持续不断地锻造产生新的著名创新公司,这也正是硅谷的特点之一。而且这些公司还证明了研发与商业表现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

三是,深圳已初步解决了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联问题。作为一个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又是一个全国性金融中心,深圳把二者之间作了一个效率极高的资源配置,这种配置将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点十分类似伦敦与纽约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或以色列、爱尔兰、印度、韩国、芬兰这样的创新中心,显然在此二者之间都有所偏颇。

四是,与国际上著名的创新型经济体相比,深圳经济体,或者扩大到珠三角东岸经济体(包括港、深、莞、惠四个城市),都毫不逊色,甚至某些方面还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

所以,对于本文标题所设问的,我的答案是:很接近了,或许已经是了。

科技创新四大制度瓶颈怎么破?

但是,且慢,还有许多问题。

首先,深圳自身就存在着许多问题,影响到或制约了深圳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城市”;其次,深圳不是一个独立的“城市经济体”,更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和社会体,它只是大陆中国之一部分,是中国行政体系中的一个中观单元,因而,它不得不严重受制于整个中国的制度瓶颈。而中国想要成长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现有的制度框架使之几乎成为不可能,必须对此制度框架进行根本性的重设。更进一步说,深圳的“区域创新系统”,直接对接“全球创新网络”,但中间缺了一个“国家创新体系”,各种支持跟不上,存在着断层。

随着深圳的科技产业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从追赶到领先,有四大制度瓶颈问题越来越突显。请让我一一道来。

一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诚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就没有创新。它的理路简言之就是:倘若没有专利保护,则发明者得不到任何收益,这将会严重降低人们从事发明创造的欲望。没有人会纯粹为了社会利益而从事发明创造,或者说靠人的社会奉献精神无法确保有更多的发明创造涌现出来。当专利发明人可以因发明而获得巨大的收益时,人们便会充满了创新研究的冲动。

自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专利法》,1476年2月20日批出世界上第一件有记载的专利以来,欧洲和北美等地区逐步形成了完善的专利观念,法律严格保护专利人权利,而社会亦形成了深刻的尊重专利权的观念。

但中国并无这样的传统。虽然早在民国时期的1944年颁布过《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在1984年颁布了《专利法》,但国人的专利观念殊为淡薄,侵权现象弥漫业界,同时国家法治之不彰,导致专利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深圳之创新发展过程,有点类似于日本。日本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国家,经历了贸易立国、引进-模仿-创新、消化-吸收-模仿-创新、自主创新、科技立国、知识产权立国等几个阶段。深圳也同样如此,最初经历了贸易进行原始积累,之后开始引进三来一补等加工工业,在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后,逐步经历了一个技术提升的过程。现在深圳正处在从“消化-吸收-模仿-创新”阶段走向“自主创新”的阶段。

在前两个阶段,所谓消化、吸收、模仿等行为,某种意义上就是“山寨”模式。深圳现在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大都有过模仿的过程,无论是华为中兴、比亚迪、腾讯,均是如此。通过山寨,完成了在某个产业的原始积累,有追求的企业就会逐步建立自己的研发体系,没有追求的企业则会沉浸在抄袭研究成果的低成本中。而深圳目前所处的阶段,是少数公司已建立研发能力,并开始在产业领域内进行专利布局,而相当比例的企业,却还处在消化-吸收-模仿阶段,其中相当程度上存在着侵犯国内外知识产权的行为,“华强北”就是一个典型,其它一些企业也存在着“一直在模仿,从未被起诉”的现象。

在“山寨”阶段,政府对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存在着“三心二意”的淡漠心态,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本土企业的保护行为。但到了部分企业开始对“知识产权保护”有所要求的阶段,政府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心态:是严厉打击侵权行为,还是继续“三心二意”?还是对本土企业的侵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同时,又对侵犯本土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那么,倘若是本地企业侵犯本地企业的知识产权,又该当如何呢?目前深圳政府其实就处在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阶段。

但是长远来说,深圳已经逐渐进入自主创新阶段,倘若不能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企业的创新动力将受到沉重打击。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企业已越来越希望政府能够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不断地诉诸法律行动。但目前的法治环境,其保护的效果确实是难以称道的。

这不止是深圳地方政府的问题,更多是整个国家的法治环境问题。深圳并非独立的市场,而是全国统一市场的一部分,而整个国家的专利保护意识和水准要落后得多,这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走向“创新型国家”,更会阻碍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成为创新型城市。仅就知识产权保护来说,我们很难相信,在整个国家的弱保护状态下,中国固然不可能成为“创新型国家”,则中国的某些单个城市又岂能够成为“创新型城市”。这也是前一节中,本人对深圳是否已经是“创新型城市”,颇感犹豫之处。

二是信息与知识自由流通问题。

众所周知的是,创新理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指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供应函数,是在生产体系中引进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所以,创新是一种“内在的因素”,主要依赖于企业家对现存的生产要素组合,进行了“创造性的破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组合。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之一。

上世纪80、9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等人,又发展了“新熊彼特主义”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的发生是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创新的过程通常要求创新者(用户)与一个或更多的生产商(供应商)之间的交互作用,通过相互作用的过程,促进了知识、信息和技术等要素的传递与扩散,进而导致这些要素在其他活动中形成“新的组合”,产生更进一步的创新。

基于这一理论,信息与知识的自由流通是一个创新网络中的必要前提条件——虽然,它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的暂时性垄断和禁止传播)构成一对矛盾。但在垄断保护之外的空间中,知识与信息的流通性决定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交互程度。这正是资本主义为什么特别主张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因所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创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信息自由流通对一个创新网络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要件。

然而在中国,出于政治稳定性的考虑,政府对信息的流通采取了诸多筛选、阻断、禁绝等封闭措施,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禁止“Google”在中国大陆的使用,导致谷歌学术也不能在中国使用,这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知识生产者最广泛地利用人类最新知识成果的能力,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虽然国内学术界和科研领域的知识生产者们一再呼吁政府开放国际互联网,但现实却是更进一步的收紧,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局域网”,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迈向“创新型国家”,也使得中国很难涌现出“创新型城市”。

三是教育与科技体制问题。

在一个区域创新网络中,以企业为核心,环绕着区域经济发展、管理和创新支持、创新的金融资本投入、教育和培训、基础与应用研究、技术转移等多个元素,共同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对深圳的区域创新体系来说,目前最为薄弱的环节,正在于教育和培训、基础与应用研究这两个环节。许多人都已经指出,深圳缺少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对深圳成为“创新型城市”构成了严重的短板。过去20年里,深圳市政府已采取诸多措施、投入大量资源,想要解决这两个短板,但囿于中国的教育和科技体制,可以说进展有限。

仅举两例。

一是南方科技大学,深圳一直希望它能办成一所创新型大学,为深圳提供创新型科研人才,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于“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国家对大学管得太死,使得学生成为缺乏创造力的教育产品。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已深刻地揭露了此一问题。南方科技大学希望在人才的培养方面突破诸多条条框框,但是自创办以来,面临着不断的与行政权力的冲突,进展甚微。按照目前南方科技大学在体制改革方面的进展,它达到深圳政府当初创办南方科大时所定目标的可能性几乎已不存在。

另一例是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当初,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重大改革措施之一,深圳先进院与中科院系统内其它几个创新型科研院所一起,寄托了中科院改革的希望,但在中国的科技体制和政治体制之下,中科院曾经喧哗一时的体制改革已经止步不前。

当然,中科院此一改革本身就有问题。5个创新型研究院所,一开始就不是立足于中央政府的拨款,而是希望它们从市场找饭吃,其实更主要是从地方政府那里要钱。倘若是一个成熟的研究所,从市场里找饭吃还有可能性,一个完全新创立的研究所,没有基础的投入,如何能够生成从市场找饭吃的能力?这是完全违背知识生产和科学研究规律的“市场化改革”。

另一方面,当初设定的目标,就是要这几个地方财政实力比较雄厚的城市“出血”来资助中科院的科技创新,包括基础与应用研究。这个思路也不能说有问题,当国家财政比较困窘时,依赖地方政府的资金,是正常的思维。但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中科院将自己相应的研究基础(团队)拿出来,与地方政府的资本相结合,以国家权力整合相关研究资源,在地方政府所急需突破或奠定基础的领域内进行持续的研究,以期在若干重要领域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生产能力和专利布局。

然而中科院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仅仅是拿出一个牌子,派出几个筹办者,然后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出钱,然后从国外或国内招募人手,等于是在零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全新的平台。也就是说,完全不能够将中科院原来的研究资源与地方政府进行一个“新组合”,这样的设计,显然不能够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能够达到中科院自身的目的,更不能为“创新型国家”作出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完全按照传统的高度行政化、政治化的管理体制来约束这些新型科研机构,使得他们完全不能够有任何市场主动性,事实上已宣告在体制机制上它们已没有多大的创新空间。

中国政府需要反思并颠覆性调整自己的教育和科研体制,否则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类似深圳这样的城市也很难成为“创新型城市”。目前国家的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地区经济和创新网络的发展,但地方政府对此显然莫可奈何。这是深圳目前所面临的第三个严峻的问题。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太强大。还不仅仅是惯性思维的问题。而是:计划政治扯了市场经济的后腿,使得市场经济体制严重扭曲,几乎不能成其为市场经济。这不是靠执政集团喊几句“市场经济”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正如熊彼特所曾经指出的: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源动力。市场是企业家主导的场域,而不应该是政府主导的场域。如果政府权力介入太深,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正在印证这一点。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强调企业家精神并不否认政府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巨大作用。创新理论研究学者埃兹科维茨和雷德斯多夫在1996年提出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政府三位一体有效系统整合后的三重螺旋模式”,对政府在创新网络中的职能有过准确的描述。他们指出:政府的职能是发挥创新主体的自主性,促进区域内大学与产业的联系。但如果政府实施严密的等级管制,则限制了活跃的创新活动,所以政府只能间接地参与创新活动,它一方面通过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来营造企业发展和创新的硬环境,另一方面,政府也致力于营造一种适合创新主体发展的氛围和软环境,即包括正确引导社会走向的投资机制、良好的融资环境和健全的法律法规等。也就是说,在实施政策、计划、规划、法规等宏观措施的过程中,政府由直接的干预者转变为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信息环境的建设者,进而影响或引导创新的直接参与者进行创新活动。

应该说,深圳地方政府在把握自己的角色方面已经做得相对较好。权力在创新网络中知己之分寸,因而以一种谦卑的态度参与其中。但是整个国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钱学森之问”的祖宗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或名“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对此的回答是:

“工业革命创造的关键时期影响了几乎所有国家,部分国家如英国,不只允许而且还积极鼓励商务、工业化和创业精神,并因而快速成长。许多国家如奥特曼帝国、中国和其它专制政权,因为阻碍或至少未鼓励工业的扩展而落后。政治与经济制度塑造了对科技创新的回应方式,再度制造出既有制度与关键时期之间交互作用的熟悉模式,带来了制度与经济结果的分歧”。

“专制和缺乏政治集权(或只有微弱的政治集权),是阻止工业扩散的两种不同障碍,但它们之间也有连接,两者都因为害怕创造性破坏而僵化不变,同时因为政治集权的过程往往会制造往专制发展的倾向。

这本书探索“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结论是: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行了榨取式制度,榨取式制度使国家深陷贫穷,同时也杜绝了通往经济成长的道路。“榨取式政治制度创造了榨取式经济制度,将财富及权力转移到菁英阶层手上”。“要解决当今国家在经济及政治上的失败,就必须将国家的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性制度”。

那么,何以解释中国过去30年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而无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作是是这样解释的:“相较于三十年前,中国今天的经济制度纵使广纳得多,中国的成长经验却是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产品。在中国,最近所强调的虽然都是创新与科技,但其基础是建立在现行制度上的快速投资,而非创造性破坏”。作者断言: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广纳性制度让步,这种成长终将后继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维持榨取式,成长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这类个案无一例外。”

然而,这样的断言无法解释中国互联网经济在严格管制之下的高成长。虽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仍受到一系列制度的桎梏,但是毕竟“互联网+”或“+互联网”在艰难中却有高速成长的势头。

如何解释此一现象?这将决定在国家制度未改革之前,作为国家之一部分的深圳,地方政府在建设“创新型城市”方向上是否可以有所作为。

一种解释是说,中国的制度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内部张力,除非有根本性变革,否则难以为继。因此在此种状态下之暂时性经济现象,不足以成为定论。这是看空派。

另一种解释是说,倘若在中国此种榨取型政治制度下,不但能够完成轻工业化进程(有一种理论观点认为:高度集体主义的统治方式,恰好与重工业化的要求相适应,因此这种制度有利于重工业化进程),能够完成重工业化进程,同时还能完成信息化进程,并与之相适应;最终,这样的制度还能够给创新一个不小的空间,可以令产业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因此,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就完全脱钩,可以各自发展。这一种解释可以说是根本上否定了《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基本论点。

最近有一种理论叫作“中国例外论”,主要是“民主化理论”的研究角度,那么它是否还可以延伸到经济增长和创新理论的领域?

如是,深圳也可以“例外”,可以在不改变总体的榨取型政治制度之下,顺利达阵“创新型城市”的目标?

好吧,我承认最后这一段的分析颠覆了我之前提出的四个窘迫的问题。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圆起来。我只将我这些思考过程完整呈现,以此求教于方家。(作者为旅港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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