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要做个'特务城市'，没有必要直辖。”

“前海，它就是个连通中国与世界的多制式插线板。”

“深圳精神不是靠说，而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

“深圳小孩的普通话，已经开始有自己的尾音。”

……

作为深圳35年变化与发展的见证人与规划者，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荣远，对于深圳这个城市，有非常多独到的见解。

九月的深南大道，郁郁葱葱，丝毫尚未显露出任何秋天的气息。在昔日万科总部的富春东方大厦28层，中规院小会议室，一缕缕阳光透过南向的窗子零星散落。朱院长沏了几杯热茶，与乐居记者分享自己这些年在深圳难忘的经历与心得体会。

思考深圳的“相由心生”：一座城市还是一个社会?

朱荣远是一名资深的城市规划师，他曾主持规划过东门改造、福田城中村调研、前海规划研究和深圳湾海滨公园等一系列与深圳发展息息相关的大项目。而当茶杯见底，夕阳西下后，笔者更愿意倾向他是一个专业的人文社会工作者，但他却说他不是学者，只是实践者。

“我是学城市规划的，刚开始工作时主要考虑空间关系。后来逐渐发现，要解决空间问题必须去触碰空间背后的东西。我自然而然地想到需要去开一道解剖空间的门，看看门背后的东西。”他善用哲学的角度观察深圳，“深圳35年了，如果只看表面现象，绝大数人都会不自觉地‘嗨’起来。然而，无中生有的深圳是对‘相由心生’这个成语最好的解释。“你要设法去理解这个“相”和“心”之间的关系。要知道只有心动了，形才会相随，想想设立深圳特区的初心，大致就可以理解这座城市今天呈现出的景象。”

他认为，深圳所蕴含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如果你是把他理解成一座城市，你会看到他的各种辉煌。但是如果你把他理解成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突然会变得多元、多样、生态、包容。

东门是深圳的城市记忆，城市规划是多方“平衡”的过程和结果

东门改造，就朱荣远个人和职业而言，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事件。也正是在那时，他深刻感知社会的真实构成。当一个社会的各种需求，都积聚在一个地区的时候，“平衡”对于规划意义重大。“那几年，从市委书记到街边摆摊的，我全都见过。做一个城改项目，有这么多力量在里面，这么多价值观在里面，最后呈现出来的必定是某种程度上大家达成价值共识的东西。”

“我们89年做过一轮以‘保护’东门为前提的规划，但到了95、96年的时候它由于种种原因，变成了以‘改造’为前提的，这两个技术方向完全不一样。结果就是，后来我们又研究出一个综合方案，选择一个平衡点：留下一部分、抢救一部分。留下了人民南路北面的一段，所以现在我们才还能看见骑楼，虽然这也是重新建的，但是至少把深圳记忆的特色保留下来了。”

朱荣远认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他那段时空经历就相当于在一张黑胶唱片的胶盘上在刻他的记忆，而生活的城市空间就是一台留声机。若他离开了，那段生活也就相当于变成唱片被他带走了。待他回来找不到记忆中熟悉空间时，就好像可以播放记忆乡愁的那台老留声机不见了，他的记忆唱片也就放不出声了。“城市的空间需要有物理的空间作为一个载体，作为放置记忆乡愁黑胶唱片的留声机。深圳历史再短，1800万人的集聚地应该有它特别的城市集体记忆。这个新客家文化的移民城市需要这些。”

城市更新是一个用善用公权“平衡”多方价值和利益的过程，平衡的也不只是经济，还有越来越重要的公共利益和文明需求。甚至可以认为在这个平衡的过程中，积累的共识就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合力。

深圳的辉煌离不开“城中村”，至少要再保留二十年

虽然80年代中规院分院也在城中村租房，但朱荣远开始对深圳城中村产生研究兴趣，起源于一件生活小事。为了给孩子找修自行车的地方，他想来想去，觉得应该只有城中村有地方修。于是借着等候修车的半个小时的契机，他走入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他发现，城中村原来并非只是它所呈现的那个样子。“环境脏乱差、握手楼林立、各种安全隐患治安问题严重”仅仅是它的客观表象，城中村其实蕴藏了中国社会中的多层级的生活状态的现实问题，“它生动，活力四射，一下子就打动了我，自以为熟悉的城中村顿时陌生了。”

在福田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朱荣远与福田区旧改办共同策划并组成了一个研究团队，深圳社科院、综合(深圳)研究开发院、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和世联地产等多家学术机构的支持下，从社会、制度、城市法规、房地产开发等多个角度，以福田区辖区15个城中村为对象，对城中村现象展开了深入调研。

调研的结果出人意料。当时深圳的大环境，是市政府意图“三五年内更新改造掉城中村这颗毒瘤”。但研究团队结果报告却提出，“城中村至少要保留二十年以上”。在调研过程中，研究小组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城中村解决了中国快速城镇化构成当中的很多问题。如：廉租房、传统文化承载等。城中村的农民们基于自身利益，以违章违规的方式轮番建设城中村，捡起了本该政府承担却又无法满足那些责任，有意无意中解决了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空间位移的一个基本居住需求的问题。”

朱荣远说，“作为城市的特别形态的功能区，城中村的存在其正面和积极的效应远远大于负面。”

显然，城中村为城市中心地带提供了低成本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那么，在深圳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城中村将如何演变呢?朱荣远对此表示并不担心，“你不用管他，该改他一定会改!在政府帮助下，城中村也在从混沌中渐渐地进行着自我的改良，环境和秩序都在变好。”在他看来，深圳的伟大之处就是这座城市同时存在着各种力量，不是单一力量、单一声音，政府、市场、市民或村民都是单一力量，但他们会为了同样的话题带着不同的价值观走到一起来。

城中村的演变，是一个多方之力的博弈过程。所以当这个博弈的时间足够的时候，那些过程中冲突和博弈才会沉淀成为共识。当共识达成之时，正力和负力之间形成某一股力量会变得无比强大。要么就是改了，要么就是不改。如果在不改和改之间纠结，也只是暂时让这个事情进程拉长而已。

多元的角力，彼此间细致入微的观察，互相尊重，又激烈博弈。这是目前深圳社会中，他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集结成册的福田区城中村研究报告)

深圳是个"特务城市"，为国家现代化和国际化执行着特殊任务

深圳是中国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在朱荣远心目中，深圳是中国的“特务城市”之一。

“深圳是执行国家对内对外战略的一个特殊的城市空间和一种社会状态。前30年，它以经济为媒介以促成城市发展的共识，寻求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路径，时至今日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第二个30年，深圳要继续执行经济特区的策略，但要增加社会特区的内容。如果说，深圳还有“国家价值”的话，还需要执行特殊任务的话，那它就应该在社会特别发展方面走出一条中国的新路，而不能继续缠绵和深陷在经济数据上。”

社会特区，当然不可能在深圳2千平方公里全域去做。“因为社会与经济不同，经济是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的话题，因经济促成的利益共同体的过程可以包容很多东西进来，其实经济特区时代也包含了社会变革的许多内容，权重是经济，因而争议较容易平息。今天改变权重突出社会进步的内容，要做社会特区，就要缩小这个空间。”朱荣远的说的这个缩小空间，指的就是“前海”。

08年就开始着手前海研究的朱荣远，说起前海目前“被地价数据化”、“被开发商炒作房价”的现状，稍显失落。但他还是坚信，前海的“初心未变”。

"前海就是要成为一个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多制式转换插线板，所有的不同的经济、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的因素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交流转化而形成共识。前海要树立自己的国际诚信与威望，成为国际法与中国法律体系的中间地带，要树立“前海诚信”的品牌，并极有可能出现“第三种制度”。"

但朱荣远直言，“如果前海成为社会特区、特殊的制度特区，其中国价值内涵与前海建筑开发规模，建筑密度的高低没有关系，并不是高楼林立，地价高企就可以填充和解释前海发展计划的。”

“深圳亚文化”、“深圳式尾音”

朱荣远曾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来形容深圳，他觉得，从文化角度看，深圳是一个从外部植入南粤地区这个“河蚌”体内的社会异物，要么河蚌不适应异物而死，要么异物成为珍珠。很幸运这个文化的异物如同珍珠一般的深圳，既验证了南粤社会开放和包容文化特性，也说明向世界开启南大门的国家战略的成功。

他想对那些鼓吹“深圳主义”的人说，“深圳精神不是靠使劲地说，而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有些事，深圳无需自己发“嗨”地去讲，说或不说，成就都在那里摆着。”

深圳最牛的地方就是它强大的“亚文化”之力，这体现在深圳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化认同的排他性，你想来，你就是深圳人，哪怕你离开了，也会永远地保留曾经是深圳人的那份情感。朱荣远强调，“深圳这座城市的亚文化时间维持越长，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和魅力就强。”

但善于观察及研究的他，敏感地觉察到，近年来，深圳的中小学生小孩子所讲的普通话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尾音。“这个尾音是深圳式尾音，就只有深圳才有。”

“深圳式尾音”的形成，让朱荣远觉得特别有趣，但是他也意识到，留给深圳的时间，突然变得有了局限性。“现在是深圳最具生命力的时间。然而，倘若深圳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就会出现身份认同的标准，可能会衍生出深圳文化的‘排他性’。但这个时间段的长短谁都无法判断，我个人希望这个时间越长越好。”

▲(今年深圳35周岁，中规院深圳分院也迎来30岁的生日，图为深圳分院为30周年制作的系列文书。)

即便要直辖用地也不应扩大！未来深圳境内将有“五个大城市”

近年来，“大深圳”的概念不断炒作，深圳到底能否与周边城市合并成为直辖市，是每个生活在这座城市中人们，置业者与投资客最关心的事。而作为资深城市规划专家，朱荣远对深圳格局的认识高屋建瓴。“深圳不是一个大城市，基于人口集聚的规模及其分布特征，基于人的生活与工作出行的合理度，也是基于政府重大公共项目的空间布局方式，以及“大城市”之间的交通的模式。深圳应该是一个由若干个大城市所构成的城市群。”

仅在深圳境内，他就划分出“老特区、龙岗中心城+坪山、光明、宝安、龙华+坂雪岗”五个大城市和大鹏半岛是一个特别发展区。这么划分的理论基础是，“只有当政府管辖的人口规模适度的时候，行政资源的配给才是恰当的，人的工作和生活的出行才是恰当的。”他强调，“这是趋势，为了人们的幸福感，深圳不得不呈现出这个样子。

朱荣远认为，事实上今天我们用一个大城市的规划和管理的方法，去面对五个大城市不同的问题时，已是心力不济了。职住平衡、产城融合、民生幸福、生态保护等，都包含了人口规模和空间尺度的话题。细胞裂变是一种有机的健康生命现象，深圳这座城市不断地在裂变，从宝安县到多区的变化正在孕育若干大城市的聚落”，而“大深圳”是多元的组合之大，不是大一统的大。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要逐步迈向“问细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这就体现在“社区”的建设。朱荣远指着身后的地图，告诉记者，“如果我把这个地图板摔碎，传统的规划观念上，摔完了以后会有不同色块的碎片。红色碎片是商业、黄色是居住、绿色是生态，那是土地的性质分类，是数字化的，它没有社会属性。”

“我们今天最关注的就不再是这样了，依旧是摔下去，碎了，但最小的碎片不再是色块，而是一个完整的社区。”让城市规划图的最小空间单元有社会属性，不同类型的社区聚集不同的人群，不同社区需要配置什么资源也是有差异的，不能还像过去那样，政府貌似公平地“一刀切”配置资源，针对性不足就意味着浪费资源。公平是一种原则，其方法可以有差异，公平不能够绝对化。“就像面对两男一女，如果给每人一条裙子，是公平但是不合适的。”

社区是多元人群的分类集聚空间，关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是大势所趋。今天，成熟的社区已是各种商业O2O、现代金融，乃至各种社会组织都下功夫盯住的热土。而在朱荣远眼中，社区有它自己的归属，社区内部有相对的共同价值、共同利益、共同文化属性。当它自下而上要求能够与政府有针对性的服务共振时，这个城市的社会状态、空间结构和城市运行机制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深圳成为直辖市是为了提高政治地位，对话和服务香港，而不是为了扩大行政版图，这样的直辖，还具有这座中国“先锋城市”和“特务城市”的价值。如果深圳戴上“直辖市”的帽子，能够对深圳演绎中国社会特别发展的试验起到积极作用的话，那就去争取吧!在我看来任何让深圳走向常规的城市企图，失去各种紧约束下挣扎的愿望，都可能是与深圳的国家价值相悖的事情。”

结语

朱荣远：“深圳的价值就在于，难以为继的时候，你要另辟蹊径。小车不倒你只管推，你就是一个实验品，你就是一个小白鼠，你就是一个实验用的小白兔，只要你不死，你就得继续实验。只有这样你才是国家战略，才有国家价值。用地扩张和经济总量的增加，不是深圳该干的事情!深圳该干的事情就是要全方位地去做社会、政治、经济的尝试，这是国家交给深圳的特殊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