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资深农村问题专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转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略有调整，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导读：杜润生先生10月9日6点20分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先生为资深农村问题专家。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等，都曾师从杜润生。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

（资料图：林毅夫（左）与杜润生（中）在一起）

（资料图：1997年周其仁陪同杜润生先生参观朗润园）

本文选自杜润生的《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

“两极分化”如果真出现了，是个进步

为什么讲是个进步？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把按劳动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按要素分配会把资本、技术、知识等对生产有特定贡献的要素带入分配领域，在分配中占有一定的份额，使那些过去在分配中被忽略的要素更充分地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就会使收入的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之前，担心产生资本主义，似乎存在一种两极分化恐惧症，结果造成短缺经济，耽误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在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在0.4到0.5之间（1995年是0.45）。按照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3-0.4表示较为合理；0.4以上表示差距偏大。只要有差别，资源禀赋的差别，后天努力的差别，就有分化，有先富后富，两极分化难以避免。

对两极分化，不要过分担心

现在还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趋势，基尼系数刚超过0.4，如果超过0.5，也不见得会有现实的威胁。这么大的国家，发展极不平衡。重要的是要抓“关怀低收入群体”这个环节，不是劫富济贫，不是限制自由发展，再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改革是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会有一部分人暂时收入增长滞后，或蒙受损失，低收入群体和下岗职工就是一个不得不付出的社会代价。

两极分化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市场经济的本性是促进两极分化，谁有经济优势谁就过得好。因此现在应当强调保持社会公平，更多地关怀低收入群体，关怀弱势群体。像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两三千元，交了税收，除去农业成本，剩下可供支配的现金还不到500元。这就有两极分化的苗头。差别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向两极方向分化发展，必须引起重视。政府要出面干预，利用宏观调控职能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就是利用税收，利用社会保障基金，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利用种种经济政策，大力扶持贫困户和弱势群体。

怎么关怀呢？首先是解决城市劳保制度，开辟就业门路。城市有一个大问题：农村每年平均有8000万人，流动于城乡之间，收入来源也是依靠城市为主。这部分人的问题，在于政治上的不稳定。他们是农民，如果可以生活下去就成“顺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就可能成为“暴民”，会闹事。直到现在，没有人替他们呼吁。任凭各大城市自行采取那种近乎排外的方法去处理。政府现在已经注意到了，一是用公债收入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基金，二是考虑给农民直接货币补贴，不是通过价格政策补贴，而是直接补贴。

关于农村，需要有几项大的改革举措

第一，减免农税，休养生息。提升农民收入，是个系统性工程，实无立竿见影之策，减轻税费是一个举世通用的手段。工业化初启动时，还可以从农村拿走一部分收益发展工业。现在国家的GDP已有1万多亿美元，农村的各种税总共才1400亿人民币，还占有不到2%。农税最好一概免掉，包括农业税、土特产税、屠宰税等。只要中央允许，东部地区对免掉这部分税收没有意见。浙江已经开始了，分3年减免。西部一些地方财政还要靠它支持，只要中央统筹支付，可以完全免掉。

第二，农业补贴。现在中央决定以1900亿公债，来解决农村项目，增加农民收入。这些钱只能用在江河治理的大项目上。企业与民间投资者考虑利润，给农业投资风险大、利润薄，能到农户手中的投资很少。最近，美国决定连续3年，每年补贴农民1900亿美元。欧盟也给农民补贴。过去是同产量挂钩，现在改为按人头给补贴。我们也应拿出2000亿补贴给农户。

第三，农外转移。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自由流动，农民没有迁移权，要尽快改。按照世界通行计算方法，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国家，城市化程度应该是45%。但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不到39%，少了1亿多市场，多了1亿多农民。政府应主导实施一项新政，安排上亿农民分批转移就业工程。

想要农民富起来，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把更多农民变成市民，才能提高农民收入，借以缓解人地紧张关系。农民到农村外就业，要以大、中、小城市（镇）为载体，发展中小企业，吸收农民就业。进城农民，如能得到金融市场支持，发展个体、合伙制和股份制企业，从事第二、三产业，出去的富了，家里的也富了，这是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四，土地问题。扩建城市，兴修高速公路等等，征用农村土地。每亩地给二三万块钱，转手就卖几十万、二三百万。这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剥夺农民。企业在农村圈地，也是贱价进、高价出。中国农民贡献很大。革命战争时期，贡献了成千成万的生命。建国以后，农民自己少吃少用支持城市，供应非农业人口，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大规模工业化时期，不能再“剥夺”农民了。现在农业税还没免掉，价格上的剪刀差也还存在，但没人推动，没人呼吁。

第五，振兴农村教育。我曾接待过美国的经济学家舒尔茨，他研究美国的农业发展，得出一个结论：今后促进农业土地产出率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不能只靠土地、劳动力数量、资本的增加，而是要靠人们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他创立的人力资本的概念，就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资本，其中教育支出又是人力资本构成的要项。

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农业生产率无望。义务教育投入由县以上财政承担，可以试行。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忽视农民、忽视农村。农村教育、农村基础设施这些本应由政府、社会共同承担的东西，相当一部分还是由农民自己来承担。

农民的负担重在什么地方呢？除了税费，还在于税费之外的一些社会负担，如农户家庭的子女义务教育费用支出，不比市民家庭的支出少，相对于收入来说，农村家庭的负担就显得重很多。

第六，保护农民利益。农民增收困难，实质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土地权利被侵犯，农民负担还很重，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国民待遇。我曾经为此发过言，全国有几家报纸登了，但不起作用。农民和市民的收入差距很大，至少在3倍左右，又没有社会保障，就业非常困难，几千万人流动，没有稳定职业，缺乏关怀。至今城市不开放户籍，实际上农民没有迁移权。现在农民还是“二等公民”，缺少应有的公民权利。农民又没有代言人，不能反映他们的呼声和疾苦。1985年，我们曾经给中央写信，建议成立农会。还是应该确立农民的谈判地位。由农民自己保护自身权益、自治自律、参与国事为好。

附杜润生语录：（以下资料系网络公开汇总）

1.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2.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3.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

4.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

5.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6.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地依法执行，留下了不良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

7.产生“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