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人文经济讲座第四期在北京清华科技园成功举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做了题为“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的精彩演讲。

以下是讲演全文：

王志安（主持人）：欢迎大家来参加人文经济讲座，这个讲座是以传播和普及经济学为宗旨的公益讲座，由人文经济学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搜狐财经提供媒体支持，清华大学道口贷提供场地支持。我们今天有幸请来了许小年教授，许老师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大家可能都知道许教授平时以敢言著称，不怕别人骂，今天有幸请来许先生，看他给我们带来哪些惊人言论，现在大家欢迎许小年教授。

许小年：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交流，我们今天不讲股市、楼市，不讲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讲讲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

今天的讲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结论，以及这些结论的依据到底是什么；第二，对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凯恩斯在一些问题上的确搞错了，要讲一下他错在什么地方；第三，被后人误解的、不是凯恩斯本意的凯恩斯经济学，以及被误解的凯恩斯经济学错在什么地方。

1.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

先看看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它的主要结论，以及凯恩斯经济学和它所批判的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知道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它的诞生实际上是对那个年代席卷全球各国的经济大萧条的反思。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之下破绽百出，它无法解释长期存在的失业现象，也无法解释经济衰退为何可以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凯恩斯试图找出一种理论，以解释当时的高失业，找出经济萧条的根源。

凯恩斯是沿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路即均衡分析来思考大萧条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凡是市场上自然形成的均衡，就一定是充分就业的。保证充分就业的机制是什么呢？市场上的工资、价格和利率的自由调整以及三者之间的联动，使得产品和要素市场出清。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当存在失业时，供大于求的形势会压低工资，工资的下降一方面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雇人的需求，缩小供需缺口，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均衡状态下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凯恩斯认为，均衡状态和充分就业同时出现纯属巧合，市场经济并没有这样的机制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给出投资等于储蓄的均衡条件，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教科书中的公式，当I=S时，产品市场达到均衡，这里I是投资，S是储蓄。到这里为止，凯恩斯和古典学派还没有什么不同。

接下去就发生了分歧，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I=S，劳动力市场上一定是充分就业的。凯恩斯说不对，即使I=S，失业或者更准确地讲非自愿失业依然可能存在。这是为什么呢？凯恩斯的回答是，I和S在古典经济学中是由利率调节的，但实证研究表明，利率对投资和储蓄的影响都很弱，决定两者的还有其他的变量，而且是两组不同的变量。

储蓄和收入有关，收入减消费等于储蓄。投资函数比较复杂，除了相关度很弱的利率，凯恩斯引入了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这是他的一大贡献。我们知道上一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出现了理性预期学派，这个学派的几个领军人物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例如卢卡斯和萨金特，而预期进入经济分析，源头可以追溯到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企业家在做投资决策时，是要看利率的，但作为资金成本的利率只是一个次要的变量，对投资影响更大的是未来经济和市场的形势。如果经济和产品销路看好，企业就会多投一些，如果预期悲观就少投一些甚至不做任何投资。

假如市场上有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预期，分别决定了三条不同的投资曲线（以利率为自变量的函数），这三条投资曲线又对应三个不同的均衡条件I=S，那么在哪一个均衡条件下，劳动力市场是充分就业的呢？凯恩斯说：可能没有一个是充分就业的，如果有也是巧合。这里的关键是利率失去了对投资的调节作用，投资现在由企业家的预期决定。利率调节作用的缺失使得充分就业成为小概率事件，非自愿失业反倒是常态了。

为什么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没有失业呢？如上所述，有失业则工资下降，低工资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失业，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和产品价格，而价格又带动利率下降（限于时间，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讨论价格和名义利率的关系），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间接地减少了失业。这个自调节机制在凯恩斯这里失灵了，起码也是部分失灵，因为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利率对投资几乎没有影响。这样一来，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通过利率的相互作用就被切断了，两者不能携手进入理想状态，产品市场上I=S实现均衡，而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失业。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说即使有失业，工资也未必下调，这就是所谓的“工资刚性”。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这样解释了失业：当企业界对未来普遍感到悲观时，投资需求不足导致产出过低，劳动力市场上于是出现失业。失业还没法由市场机制自动消除，因为有工资刚性，或者因为利率对投资基本没影响。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政府干预，政府应该把投资调节到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去，这是凯恩斯理论最重要的政策含义。

凯恩斯主义者不仅把私人投资过低看成是失业原因，而且认为企业预期的不稳定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企业的预期为什么会经常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凯恩斯接受了熊彼得的观点，但是他的解释和熊彼得截然不同。熊彼得是系统研究创新的第一人，也是最高成就，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简单讲，创新使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市场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企业家不得不经常调整他的预期，受预期支配的投资上下波动，造成经济景气的循环。这样说来真是讽刺，经济学上两大对立的学派，凯恩斯和奥地利学派早期的出发点竟然高度的一致，但结论却完全不一样。

面对市场自发的经济波动怎么办？凯恩斯的对策是政府调控，稳定经济。熊彼得却说波动是好现象，说明经济有活力，创新打破了旧的均衡，例如阿里和京东打破了零售业的原有格局，降低了商品价格，消费者得到实惠，这不很好吗？政府为什么要去干预呢？

凯恩斯从熊彼得的创新那里获得灵感，还给企业家的预期起了一个名字，今天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名字——“动物精神”。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是什么样，今天没人说得清，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种说不清的信念所驱使的。看看当下的互联网投资多热闹啊，创业者和投资人有多少看到了互联网公司的前景？看不到的，大多数是在憧憬，憧憬又一个十亿美元级的公司即将诞生、又一个百亿级的公司即将诞生。这种预期没有多少坚实的基础，你去做预测，算估值模型，算不出来的。凯恩斯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把投资冲动称为动物精神。

失业和经济波动都需要政府干预，凯恩斯由此赋予了政府前所未有的经济职能。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虽然也有政府，但政府的职能是在市场之外，而不是手伸到市场里。斯密给出的政府的职能一直被古典经济学家所遵循，具体来讲有三项，第一是界定和保护产权，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来的。顺便说一句，《国富论》的书名翻译得不太好，一听大家以为是国家富强论，实际上他讲的是“国民财富”论。第二个是国防，第三个职能是公共产品。其实国防、保护私人产权也是公共产品，所以广义地讲，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公共产品怎么定义？并不是说带个“公”字的就是公共产品，公路可以但不一定是公共产品，公路可以是私人产品。关于公共品的很多定义中，我认为最准确的还是斯密给出的：存在着社会需求，但由私人部门提供赚不到钱的产品就是公共产品，比如军队和北京城里的长安街。即便军事力量在历史上也不是一定要由国家来掌管，常备军是现代的概念，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军事防务是可以外包的，包给私人的、商业化的雇佣军。在封建时代，周天子自己有军队，也外包一部分给诸侯，诸侯再包给大夫，逐级承包制，诸侯随天子出征，还得自备武器和粮草。

凯恩斯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给政府带来了一项新职能，这就是政府干预经济，保证充分就业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不会给社会造成很大负担，不必为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增加税收，政策的成本是自我支付的，或者说政策所需的资金是自动筹集的。这就涉及到财政政策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乘数。

增加财政开支而不必增加税收？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凯恩斯的诀窍就是乘数。乘数是新增GDP和新增财政开支之比，如果增加1块钱的政府开支，GDP增加4块钱，乘数就等于4。凯恩斯接着就给我们算帐了，政府增加500亿开支，完全是赤字开支，不加税，能带来多少GDP？500x4=2000亿。如果税率是20%，财政当年新增税收2000亿x20%=400亿，政府的账上实际只有100亿的赤字，“白赚”了400亿的GDP！如果乘数等于5呢？大家很快就算出来了，赤字为零，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没有成本的，刺激经济，GDP提高，税基扩大了，即使税种、税率不变，新增税收可以弥补一部分甚至全部的赤字。

乘数效应的逻辑是财政开支带动民间开支，政府花500亿买高铁机车，机车制造厂要花200亿买钢材，钢铁厂再花100亿买铁矿石，依次递推下去形成长长的开支链，在这个链条上产生的需求总量远大于政府当初花的那500亿，这就是乘数的由来。

假如乘数等于1呢？政府今年发500亿的10年期国债，投资高铁，当年新增GDP也是500亿，我们当代人受益了。10年后500亿国债到期，政府必须增加500亿税收用于国债的兑付。这新增的500亿税负落在谁身上？10年后我退休了，我的后一辈人将承担这个税负，对他们来说这是额外的负担，因为10年前政府为了我这一代人的经济而超支了500亿。

可见当乘数等于1时，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财富的代际转移，我们向子孙后代借钱花。这里马上冒出一个伦理问题？我们有权进行在这样的借贷活动吗？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地位不对等，下一代没有声音，没有代表，甚至还没有出生，我们就向他们借钱了，这公平吗？暂且不论是否公平和公正，凯恩斯主义者要想证明其理论的实际意义，就必须先证实乘数大于1。乘数大于1，财政政策才是有意义的，如果等于1甚至小于1，那不就是寅吃卯粮而且还有可能亏损吗？

很不幸，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政策的乘数大致等于1。为什么等于1，我们下面会讲到。

凯恩斯很少谈货币政策，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货币政策没有什么用，由于萧条经济下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扩张对利率的作用不明显，而且利率对投资也没有多大影响。在凯恩斯看来，投资取决于企业的预期，当民间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时，政府要反周期而行，果断地干预经济，增加财政开支，拉升GDP。

2.对于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

凯恩斯没有注意到，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和他的反周期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他的追随者更差，干脆不问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见了过热就紧缩，遇上衰退就刺激，像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实习医生。

凯恩斯虽然和熊彼得同一源头，但像所有的学院派那样，过度专注于逻辑推理的严谨和数据的支持，似乎不屑去观察源头上的那个精彩的现实世界，他也许被解救大萧条的燃眉之急压倒，没有心思再去考察较长时段上才能显现的创新效果，就像他的名言所宣示的：“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掉。”活在当下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创新在凯恩斯那里仅仅是一个经济波动源，在熊彼得眼中却是市场经济的精华所在，这样的波动非但不应该调控和抑制，反而应该培育和鼓励。以上个世纪之交的铁路为例，那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创新。铁路大幅度降低了运输成本，工业化不再局限于煤矿、铁矿等重要资源的出产地，或者像美国五大湖那样方便的水运区，产业和企业随铁路扩散，市场迅速扩大，经济步入繁荣。1900年前后世界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掀起了一轮投资铁路的高峰，当然，除了经济上的效益，还有军事上的需要。

铁路投资的高涨带来GDP增长，物价也不可避免地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这时会说：经济过热，需要进行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前面讲过，凯恩斯本人并不喜欢货币政策），减少政府开支，增加税收。这一套政策现在已经成了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我教这一套东西也教了十几年，但是越教发现问题越多。为什么要和企业过不去，加息提高它的资金成本，加税减少它的投资收益呢？为什么要阻碍新技术的推广呢？

再看经济周期的下半段，当全国性的铁路网基本铺设完毕，下一轮的新技术还没有出现，投资下降，GDP增速放缓或者经济滑入衰退，标准的凯恩斯政策又来了：央行放松银根，财政减税，增加支出。什么用意呢？鼓励企业投资吗？投什么？往哪里投？铁路都建好了，电力和电网还在试验阶段，下一轮投资机会还要等个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冒出来。结果资金没进实体经济，大部分去了资产市场，炒股票，炒房子。这样的事在世界近代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事不也正在中国发生吗？哥不差钱，差的是投资机会，你印那么多钞票有啥用？

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研究过这类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周期，今天我们就把它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或者长波理论。不幸的是，康德拉季耶夫因为他的研究离经叛道，违反了斯大林钦定的政治经济学教条，被捕入狱，遭到枪决。

有人或许会问，你怎么知道衰退是技术波动引起的啊？我确实不知道，这是凯恩斯假设的。包括康特拉季耶夫还有诺奖得主库茨涅茨在内的经济学家试了不少办法，运用统计的和数学的方法，辨识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可是都不大成功，起码也是没法用在政策设计上。尽管我不确定，但也不能排除技术创新的因素吧？央行和财政部在紧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谨慎些，别一棍子打下去，老鼠和瓷器都打碎了。在松宽、刺激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诊断一下，看看到底缺什么，如果是缺碘缺钙，拖到病房输一大罐血总不太合适吧？政府部门不能确诊怎么办？让市场办，市场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准确，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政府的药方靠谱。至于市场怎么办，凯恩斯没有研究过，这个题目也超出了今天讲座的范围，不多讲了。

经济过热就紧缩，增长放慢就刺激，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的第一个错误。经济“过热”时可以但不一定非要采取紧缩政策，也许保持现状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衰退”可以但不一定需要刺激，很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加息是最优政策。美国大学里教的经济学起码可以增加一个案例，如果经济波动属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凯恩斯主义的对策就是错的。道理刚才已经讲了，不难理解，难的是打破长期灌输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宏观调控天经地义，这种思维模式现在已变成条件反射和宗教信仰。

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政府部门和民间研究机构都认为产能过剩很严重，是个大问题。产能已经过剩了，再降息、降准，什么意思呢？鼓励企业投资，形成更多的产能吗？逻辑上说不通。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从哪里来的？凯恩斯主义啊，发烧就洗冷水澡，低温让你蒸桑拿，只看病症，不问病理，所以叫做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第二个弊病，是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它提倡政府干预，但又没有一个关于政府的理论。和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一样，也导致了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内在不一致性，集中体现在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估计上。

在凯恩斯看来，民间对未来的预期过于悲观，开支意愿不足，结果在产品市场上I=S时，仍然有人失业。这时政府应该进行干预，用财政开支弥补民间的不足，在新的产品市场均衡点上，实现充分就业。问题接着就来了，政府怎么知道充分就业的均衡点在哪里？财政开支少了，仍然存在失业，多了又有过热的危险。想要达到凯恩斯主义所设计的政策目标，政府必须具有特殊的能力，某种市场参与者都不具备的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政府官员是超人吗？

政府不仅要有这个能力，还要有这个动机，不能像民间的企业家那样充满动物精神。两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动物精神》，阿克洛夫和希勒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希勒还没获奖，他们用动物精神解释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投资者在动物精神驱动下的投机行为。这说法也许有道理，不能完全否认，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有动物精神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两位教授分析了人的动物精神之后，提出的对策是政府加强监管。

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时，希勒教授来中国剪彩推销，我在上海对他说：你讲的动物精神可能存在，但是你的结论我不敢苟同。他说为什么？我说依靠政府干预对冲市场上的动物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呢？这是负负得正吗？还是两个动物精神加在一块儿更糟糕？希勒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我，他只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后来见到他又追问一次，他还是回避。

既然动物精神引起的失业均衡长期存在，为什么我们相信政府官员可以改正市场的失灵？政府官员没有动物精神吗？官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所以有充分的理性？那么上一世纪的“大跃进”是怎么回事？2009年的“四万亿”又是什么精神？“四万亿”刚刚出台的时候赞成的多反对的少，今天是反对的多赞成的少，因为后果大家全看到了。如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为什么市场失灵的时候要靠政府干预呢？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不一致性还体现在乘数的计算上，乘数的数学表达式是1/（1-MPC），MPC是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收入增加1块钱时，有多少钱花在消费上。凯恩斯自己估计MPC是0.6到0.8。如果我们取最高值0.8，乘数就等于5。前面已经介绍过，乘数为5意味着1块钱财政开支的增加可以带来5块钱的新增GDP。

这里凯恩斯又自相矛盾了，由于民间开支意愿低迷才产生经济萧条，如果民间开支意愿不足，MPC应该是个比较小的数。设想MPC等于0.2，乘数等于1.25，萧条期间的乘数效应该很小。可是凯恩斯在诊断萧条原因的时候用了一个小的MPC，在计算财政开支乘数的时候却用了一个很大的MPC，由此来论证政策的有效性。这不是前后矛盾嘛？换句话说，萧条期间乘数必然小，财政政策低效；而财政政策高效时，经济肯定繁荣，不需要财政刺激。二者必居其一。

凯恩斯对此浑然不觉，我不认为他是有意误导读者，而是在构建一个大体系时无意间陷入了逻辑的前后矛盾。中国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避免过失的最好办法是避免宏大体系，不要像康德、黑格尔那样搞一个抽象的宏大体系，靠逻辑推导出的大体系很容易出问题。

有一种情况可以使凯恩斯自圆其说——民间的MPC刚开始比较低，所以经济萧条，在实行了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后，MPC大幅度提高，政府开支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大家相信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可以扭转乾坤。现实经济中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历史上有没有财政政策确实改变了民间预期？“四万亿”改变了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吗？其实2009年投入的资源远不止“四万亿”，“四万亿”只是个符号。企业界的预期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改变了，但是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被套住了，于是政府再说什么也不当回事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四万亿”一推出，螺纹钢等建筑钢材价格暴涨，“四万亿”就是搞基建的啊。钢铁企业于是纠结了，本来决定要淘汰这些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现在却成了最赚钱的，产能不够，怎么办？投资上新项目吧，不知道这轮行情还能持续多长时间，不上吧，看别的钢厂大把赚钱心里痒痒。犹豫再三还是上了新项目，结果需求没了，现在都成了过剩产能，闲置在那里。政策的作用的确是改变预期，但企业是随着政策调整预期好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做决策？不少企业在“四万亿”时期改变了预期，为此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市场上的预期是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政府能不能改变它？是否应该改变它？这些问题都要做具体的分析。如果企业预期不变，仅仅用积压的库存矿石生产螺纹钢，也不投资建设新产能，上面讲的连环开支就中断了，财政开支乘数等于1，GDP只增加了政府花的那500亿。

3.被误解的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

刚才讲了对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我们指出了它内在逻辑的不一致，以及在没有周期理论的情况下，提出反周期的各种政策建议。下面谈一下被后人误解的凯恩斯经济学。限于时间，只讲两个误解，第一个是用需求替代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

凯恩斯在他的著作中用的不是“需求”的概念，而是“有效需求”，后人去掉了“有效”，只剩下“需求”。有效需求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有收入支持的需求。凯恩斯自始至终谈的都是有效需求，而不是空洞的虚幻的需求。

现在问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放慢了，都说是需求不足。需求还有不足的时候吗？需求永远是无穷大的。中国话讲“得陇望蜀”，“得寸进尺”，需求永远有，缺的是支付能力，兜儿里没钱，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放慢，不是因为需求不足，而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需求不足的背后是收入不足。收入从哪里来？央行印钞票吗？央行印钞票不能创造一分钱的价值，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印钞票要是能创造价值的话，我们每天何必辛辛苦苦地工作？央行多印钱就是了。公司发股票不创造价值，而只是让渡价值。股民钞股票也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价值的转移。政府花钱同样不创造价值，它花的是税收，是从企业和居民那儿收上来的钱。增加收入只能靠企业提高效率来提高利润，靠员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个基础上提高工资。增加有效需求的关键因此在供给方，在实体经济中，而不在政府，不在货币、财政政策。

对凯恩斯的另一误解恐怕是最流行的也是最有害的，这就是宏观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学根本就没有谈经济增长，谈的是如何使GDP尽可能接近潜在GDP。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纵轴是GDP，横轴是时间，这条线是GDP随时间的变化，这条趋势线叫做潜在GDP。围绕着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实际的GDP，实际的GDP在有一些年份高于潜在GDP，有些年份低于潜在GDP。

凯恩斯提出政策建议，目的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的稳定运行，也就是实际的GDP尽可能接近潜在GDP。凯恩斯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根本就没有触及经济增长问题，而只是说缩小GDP缺口，所谓GDP缺口是实际GDP和潜在GDP之差，使得经济平稳运行。今天很多政策制订者甚至一些学者都把这样的政策当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这是对凯恩斯经济学最大的误解。

我们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潜在GDP的增长，那条趋势线上的增长，而不是具体的2014年GDP的增长，不是2015年上半年官方说的那个7%。保增长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句话本身就讲错了，因为经济增长也就是潜在GDP的增长跟宏观政策没有一毛钱关系。

潜在GDP由什么决定？ Y=A，Y是潜在GDP，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存量，A是决定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技术系数。怎样增加Y呢？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或者提高A也就是技术水平。在右边这些变量中，劳动力数量L、技术水平A和宏观政策没有任何关系，只有资本存量K可能受到政策影响，政府投资或者央行松宽的货币政策都会促进K的增加。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证明，单纯依靠投资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增长只有通过创新、通过技术水平A的提高来实现。换句话说，可持续增长与宏观政策无关。

观众插话提问：刚才讲和宏观政策没有一点关系，我不是学经济学的，但经济政策宽松，导致资本放开，是不是隐含着……

许小年：你说的不是宏观政策，而是监管环境。我们现在一些基本的概念模糊不清，把政府做的所有的事都算作宏观政策，其实宏观政策的定义是非常清晰的，就两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收多少税，花多少钱，央行印多少钞票。你刚才说的那些是制度建设、法制、监管，不是宏观政策。

观众插话提问：增加货币投放是否会增加社会资本？

许小年：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时间在这儿讲，简单的回答是NO，货币供应和社会资本是两回事，就像现在央行发货币，但银行不放贷，或者银行放贷企业也不投资，货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

我们把宏观政策看成是保增长的灵丹妙药，这是对凯恩斯的极大误解，凯恩斯根本就没谈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靠什么？前面已经说过，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积累的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也是递减的，只有依靠A也就是技术水平的提高才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最后讲一下在实践中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简单提几个案例，一个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是什么？欧洲各国不断积累债务，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超前向全民提供福利，最后导致国家财政破产。

中国2009年的“四万亿”是另一个案例，结果是产能过剩，地方政府面临债务违约，银行坏账。“四万亿”打乱了企业预期，阻碍了行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使我们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第三个例子，安倍经济学，号称有三只箭，前两只很快放出去，一个是政府花钱，一个是超发货币，日元贬值，第三只箭迟迟不见踪影。第三只箭是结构改革，要动手术，怕疼，射不出来了，日本的经济经过短暂喘息，重新回到衰退的状态。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后记

我们不应该因凯恩斯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和后人的误解而否认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他提出的革命性概念如“价格刚性”、“市场失灵”和“动物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深入研究市场经济的本质，在非对称信息、非完美竞争市场、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融合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凯恩斯是当之无愧的宏观经济学之父，在经济学说史上，他的名字将来很可能会更多地出现在微观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