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也觉得向富人多征税天经地义，因为政府需要给富人提供更多的“安全保护”，同时有利于制度上“劫富济贫”和社会稳定。印象中是专文向茅于轼老先生提出不同意见的。也算是少不更事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吧。

最近，曹长青有一篇文章，《美国人为什么逃离纽约》，文章说，中国近年的经济改革大潮，冲垮了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户口制度，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居住成为普遍现象，现在中国的城市流动人口已超过两亿，美国却有很多人逃离东西海岸的大城市纽约和洛杉矶。原来是这两个地方高税率全美闻名，导致富人纷纷逃离。

毫无疑问，高税率目的就是为了多征税，但效果适得其反，高税率导致富人逃离，进而税收减少，而公务员队伍和公务员福利却恶性膨胀。这一点，跟中国大陆高额累进个税制一样，本意是为了多征税，但外国人或外资公司高管每年只要有一半时间待在国外，就不需按大陆标准征税，而是按低得多的国外税率标准在海外纳税，这样一样，咱们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仅个税没有征到，跨国公司高管们一年里大半年时间都在国外，消费也都留在了国外。

曹长青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从2000到2008年，被称为“帝国州”(empire state)的纽约，就有150万人搬离，数量之多，为全美之最！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纽约市区，多是中产阶级和富人搬走。据统计，搬离纽约的美国人，平均年薪是93,264美元。为什么中产阶级和富人要搬走？因为纽约的税越来越重，人们不堪重负。《华尔街日报》说，纽约的税率之高是“臭名昭著的”。从1997到2008年，纽约的州税和地方税之高，都是全美排名第一或第二！人口流失，导致纽约州的人口地位在全美大幅下降。1950年时，纽约州人口占全美的19%，2000年时降至只占7%。搬离纽约的高峰期是2005年，纽约走了25万人，因那一年税率被调高。

那些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搬走，导致纽约的税入减少，单是2006年，纽约就因此减少了43亿美元；过去八年中，纽约总共损失了近300亿美元。

洛杉矶是排在纽约之后，美国的第二大城市，人口近四百万。但加州的企业税之高排在全美第三名；投资环境倒数第三。政府开支和福利等却不断扩大，导致加州入不敷出，经济陷入困境。美国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5万美元，但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平均年薪是6.7万美元，加州则更高了，年薪超过10万美元的政府雇员就超过17,000人。加州政府雇员的养老金，远高于普通人，最高的每年达49.9万美元！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学者米歇尔(Dan Mitchell)说，“加州是美国的法兰西”，意指像法国那样走向经济衰败。

美国保守派月刊《评论》发表詹妮弗·鲁宾(Jennifer Rubin)分析加州经济危机的文章指出，自1990至2009年，加州的政府开支增加了181%，等于连续19年平均每年递增5.91%；州政府雇员增加了40%。在左派工会等压力下，加州政府人员的退休年龄，被提前到50岁，养老金是年薪的90%，并可一直拿到死。该文引述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字说，从1990到2000年，有200万人搬离了加州，等于平均每年20万人离开。

相反，德州是税赋最低的州之一，也是当今美国经济最好的州之一。在德州，即使对企业税，也网开一面，是根据公司的纳税资本和利润来决定，对一些制造业甚至还完全免税。由于税赋轻，美国《财富》评出的500大公司，有64个总部设在德州。德州过去连续八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州。德州的失业率低于全美平均值两个百分点。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德州最大城市休斯顿现已取代了芝加哥而成为全美第三大城市（纽约，洛杉矶，休斯顿）。

文章说，国家当然需要基本的税收以维持运作，但高税收（强行抢夺个人财富），大政府（官僚主义和放手花销），本质是走向社会主义。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连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城市都留不住人，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人们用脚投票，流向低税收、更自由的地方，创造自己的“钱”程和幸福。

众所周知，美国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国家。但从上述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最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向富人多征税也会导致富人逃离，同时导致政府雇员自肥现象。而穷人在此过程中，既没有得到政府再分配的福利（政府税收减少同时自肥），也在社会创造财富能力的减损中直接受害（就业机会减少等）。

在很多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地区和时代，情况比这还要糟糕。政府多收税除了自肥之外，多余的钱根本没有拿来做老百姓的福利，而是用来做官员福利，然后用来投资，名为国企，实为官企，直接与民争利！

社会上有很多对民主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有了民主就有了自由，就有了法治，就有了福利，甚至，以为有了民主就有了一切。

殊不知，宪政法治比民主重要一万倍。而宪政法治的起源，就在于约束国王（政府）的征税权！宪政法治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先于民主的产物，是资本对权力的必然要求。一般人都警惕资本的权贵化，但事实上，只有资本能革权力专政的命，也只有资本能够通过用脚投票来要求权力就范。同时，也只有权力征税过重、大多数社会资源被权力控制的国家、地区和时代，才会形成寄生于权力、和权力一起分高税负的赃的“权贵资本主义”。因此，民众要求权力来约束资本，未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越是人生失意者，往往越寄望于一个虚妄的、强大的国家或者集体的力量来为自己作主；但人生失意的人，往往是因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才失意，所以他们寄希望的那个国家或集体，事实上也只是一个幻想乌托邦。你自己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能够指望别人替你解决？你怎么不想想，政府本身是个利益集团，而近水楼台先得月，是人性，也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博士、领教工坊学术委员会主任肖知兴《权力最乐见资本与大众的对立》说得好：“观诸各国历史，专制权力最大的对手是资本。‘财产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力量’（普鲁东）。相反，权力最乐于看见的是资本与大众之间的对立，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层的互相攻讦的状态，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分而治之’、‘坐山观虎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有利局面。”

好社会应该是资本和劳工联合约束政治权力，因为资本无时不刻都有无数主体在进行市场竞争。而政治权力，则不论古今中外，都是独占的，垄断性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即使资本是魔鬼（何况它不是），两个魔鬼打架（何况是无数资本主体在竞争）也远胜于一个政府权力的天使独裁。

即使有五年一张的选票，那张选票也比我们每天用后的手纸还脏。手纸每天还要两张呢，那张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选票，5年才有一张。况且面临无数的信息操纵、无数的组织成本。你眼前的那个人，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穿衣打扮涂脂抹粉。知人知面不知心。

主张对富人多征税的人，本质上是一种封闭思维，把富人、企业家当成了可以关起门来随便打的狗。但事实上，作为人类财富创造和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富人、企业家是最擅长用脚投票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天生的国际主义和人类主义者，资本家是没有祖国的，法治之处是故乡，自由之处是故乡，低税率处是故乡！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同样是民主诉求，香港人用“地产霸权”和“万恶的资本家”把李嘉诚赶跑了；台湾呢却相反，台湾青年反服贸的口号是说资本家“你们吸干了我们台湾青年的血，然后想跑，没门！”这资本家，到底该跑，还是该留？

【在完全闭关锁国的时代，“国家”固然可以不让富人跑，但最终结局就是像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时代一样，创造力进入休眠状态，“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结局是“共同贫穷”“共同匮乏”甚至“共同饿死”。】

我现在很赞同周克成先生的观点：“赚得越多的应该税率越低，一个赚1000万的人，即使税率只有5%，也比一个税率20%但只赚100万的人缴税更多。”不仅如此，企业家赚得多税率低，他的消费，他创造的就业机会，他的产品和服务，都在给穷人直接谋福利。他的财富，每时每刻，全社会都在共享！如果这些钱，跑到政府手里，政府那些人是不具备企业家能力的，就只会挥霍和浪费。反正是花别人的钱，谁会心疼呢？

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从一个年轻时的民主派变成中年后的反民主派，越来越认为美化领袖和美化庸众都很危险，平生愿做三煞真人：“杀戮”权贵，“杀戮”民粹，“杀戮”假道学。坚信真知才是善，愿意尽心竭力涵养真知。

2016年1月20日，凤凰网晚宴上见到很多老朋友。我这个古典自由市场派和同桌“不要让李嘉诚跑了”的民主派发生了小小争论。我说，别看今天蔡英文是由年轻人拥上台，但她离任时，台湾的年轻人22K（起薪点长年维持在22K台币）的还是22K，买不起房的还是买不起房。一遇到问题和困难，不是寻求市场解决，而是寻求政治解决，本身即是邪路。有心人可以把我这话记下来，等蔡英文离任时再检验。

网络上经常流传各种各样的心灵鸡汤，说什么看淡钱财啦，除了财富、人还是应该有所追求的啦等等。我比较直接，删繁就简三秋树，去芜存真一冷人，直捣他们内心深处和实际行为中的小九九大命门——他们一边说这话的时候，也许一边在炒股，做梦都想着一夜暴富；也许说完一转头就在卖假货；也许人前说得冠冕堂皇人后却在行贿受贿。

我愿意号召并身体力行带领人们合理合法发财致富。一，财务自由才有思想自由人格独立，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二，你们所谓民主追求，本质上还是冲着钱，不同在于我们用市场自由交换的公平手段挣钱，你们想用非市场的强制手段从别人手里扒钱。自己没胆用个人力量去抢钱，就想借用政府这个大流氓，假借民主的名义去抢钱。这么一想，顿觉自己瞬间高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