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的支出和税收之间，一个高速成长的新兴产业出现了，即政府手中的货币（纸币加债券）产业化了。政府从此不再仅仅是在市场之外的服务型政府，现代政府已成为市场中一个产业的经营者！

所谓文明就是人类选择的生活方式，人之初有两种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如今中餐用筷子，源于土地耕种；西餐用刀叉，源于游牧劫掠，这就是两种文明的符号。

农耕文明依赖土地和劳动，产权制度正是从农耕文明开始的。在土地上种了庄稼，插上标签即表明这块地是我种的，后来就插出了万里长城。

于是游牧民族不干了，原来我来过的地盘怎么就变成你的了？因此产生了游牧民族的劫掠和两大文明之争。

农耕文明依赖于土地，坚信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而游牧文明是马背上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口号是日尔曼格言：“能够流血获得的，绝不流汗！”

但由于农耕民族的地域扩张，游牧民族的地盘越来越小，导致游牧文明走向海洋，并依托海洋文明后来居上而创造了工商文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44个国家近700名代表汇聚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度假村，这个度假村至今还保留着一块碑，碑上写道：“1944年在此召开的会议达成一项决议，35美元可以兑换一盎司黄金。”

这标志着一个新文明的诞生，列强凭借武力瓜分世界的时代结束了，主流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共同选择了这一新文明——金融文明。

率先承认新文明的是美国和英国，美英两国在二战后都不再占领他国土地，但美元取代英镑并依托黄金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

金融文明绝不是所谓“货币战争”，而是用货币取代战争，并以货币为基础构建全球化市场，建立了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

直至1971年尼克松总统单方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全球化市场进入“动荡年代”（格林斯潘著：《动荡年代》）。

货币战争的说法是缺乏金融常识的，在战争与革命连绵不绝的区域几乎都没有金融，而金融文明存在于都市经济一体化所创造的全球化市场。

一旦货币成为金融文明的符号，面临挑战的是一个主流金融学定理——“货币中性假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时崛起。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则同时宣告人类从此走进信用货币的时代，主流国家的货币都失去了“锚定”，此前锚定黄金的美元就这样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美国信用的美元。

信用货币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时代，直到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一个新概念——大数据时代。其实，大数据时代的起点首先是海量货币，其次才是海量信息。

从此，全球财富的增长与分配悬系在这两个“海量”之间的关系上：货币产业化（信用），信息产业化（智能）。

两个“海量”从1971年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海量货币”始于1971年的“尼克松震荡”，“海量信息”始于1971年英特尔公司发明了电脑芯片并在纳斯达克市场成功上市。

货币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国家能否把本国的信用直接变成财富（或红利）就成为一个挑战，这是对所有民族国家政府的挑战。

凯恩斯主义政策间接成为评价各国政府经营水平的标准之一：没有通货膨胀的是笨政府，恶性通胀的是坏政府，而聪明的好政府就是适度通胀的政府。

但从1971年开始，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主流国家，无论什么信仰什么宗教，政府支出的增长都超过了税收增长，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准则。

现代政府的信条是：负债国家，赤字财政。在政府的支出和税收之间，一个高速成长的新兴产业出现了——货币产业化，即政府手中的“两张纸”——纸币加债券。

政府从此不再仅仅是在市场之外的服务型政府，现代政府已成为市场中一个产业的经营者——经营型政府！这一政府经营理念也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政府要在市场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2 货币产业化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货币化的虚拟财富在本质上就是风险财富。国家一旦打开了风险财富之门，就能让更多的居民和家庭主动承担风险，参与直接投资，才会形成直接融资体系，让越来越多的风险离开银行即间接融资体系。

市场经济中存在着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的背后则是三个不可逆的趋势：其一是广义货币量即M2的增长不可逆，M2的增速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其二是货币流通持续加速的趋势不可逆，与金融业的发展并驾齐驱。

其三是金融杠杆率持续提升。

金融创新无论以什么形态出现，源头都是表内—表外—表表外，平台—杠杆—套平台，极力摆脱政府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监管，从而使金融杠杆率逐级上升。

全世界最“穷”的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人们可以在央行网站上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自有资本金不到千分之一，却要求商业银行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再要求其信贷客户的负债率不低于70%。

这是一个“穷”银行主导“富”企业的时代。为何如此呢？

因为央行背后是代表国家的政府，政府代表着一种社会公认的资产，即信用资产，而要特别强调的是：信用资产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无形资产！

当信用资产通过政府形成信用货币体系，我们就要颠覆传统理论的一个假说，即货币中性理论。

在货币总量的核算中，传统理论认为货币量的增长等于实体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而我认为，此外还有一种经济变量可称之为“货币化的虚拟财富”，包含资产泡沫。

当政府选择了用纸币和债券经营国家，政府超额发行的货币和我们形影相随。

如果你不善于管理货币，就可能让超额货币变成恶性通胀，而另一种选择，就是让超额货币通过财富管理产业化转化为货币化的虚拟财富！

虚拟财富让国家在通货膨胀中升腾，在资产泡沫中成长。货币化的虚拟财富在本质上就是风险财富。

国家一旦打开了风险财富之门，就能让更多的居民和家庭主动承担风险，参与直接投资，才会形成直接融资体系，让越来越多的风险离开银行即间接融资体系。

若没有直接融资体系，金融业就是钱玩钱，最终甚至可能会葬送自己。1949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学理论研究与教学是从财政金融学开始，后来增加了货币银行学，又补充了国际金融学，这是主流金融学的三大主修课程。

但我认为如今应增加新金融理论，新金融学理论在中国几乎是空白。新金融学需要补充四部分：一是证券金融；二是法治金融；三是量化金融；四是全球金融。此外还有行为金融学。

在新金融学理论的框架中，货币产业化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货币产业的使命就是把政府发行的“废纸”转化为货币化的虚拟财富，从而少一些通货膨胀，多一些资产溢价，这就要对虚拟财富理论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我们都知道，实体经济有三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

人们至今依然传诵着17世纪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格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

当人们跟随着货币的流动性走进虚拟经济，就会看到在实体经济主导的市场之外还有一个虚拟经济主导的市场，从而接受全球化市场的价值观——“无金融不富”。

放眼世界，强大的国家是金融创造实体经济的国家，全球化市场的价值观把人们带进了金融文明，货币可以取代战争，金融可以创造财富。

3 人类社会一大风险:政府生产超额货币

在风险财富的市场中，永恒不变的规律是不确定性，所以请记住虚拟经济的财富密码：“风险是财富之母，思想是财富之父。”

当今时代，货币可以取代战争，金融可以创造财富。人类生存的世界中有3张地图，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区域地图，一个是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人口地图，但常被忽视的是第三张地图——货币地图。

在货币的流动中，全球化市场正在从美元独大走向“五龙治水”——即5大货币（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和英镑）。今年10月1日即将生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将把中国人民币列为特别提款权第3大货币，从美元独大到五龙治水，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在5大货币“逐鹿中原”的全球化市场中，人民币将扮演什么角色呢？

若把货币作为资本金融的符号，再把货币通过金融创造虚拟财富作为国家盛衰的基础，人们需要理解虚拟财富的生成机制。

在人类共同追逐的财富中，越来越高的比例不是来自于实体经济，而是来自于虚拟经济，所以我提出了财富二重性理论。

财富具有两重属性：有用性源于实体经济，交易性源于虚拟经济。

通过货币升级为资本，金融业建立了多层次资本市场，驱动了迅速成长的资产管理产业，这才是化解恶性通胀危机的唯一选择。

劳动不致富，富贵险中求。

人类社会最大的风险之一是政府生产超额货币，超额货币一旦出现，若不能输出海外就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转化为恶性通胀，或者转化为虚拟财富。

在这样的两难选择中，人们只能接受一种生活方式：在通货膨胀中生存，在资产泡沫中成长，在两极分化中发展。

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我们改变不了政府行为，那就要学会把政府生产的废纸转变为货币化的虚拟财富！

华尔街的实践证明，证券金融是一个产业链，是创造实体经济的产业链。

证券金融是新金融的起点，但是在中国一开始就走了歪路，投资人的本性是奖优罚劣，我们却要强迫投资人扶危救困，中国的股票市场直到过去3年才走上正轨。

以企业商品化为基准，证券化的产业链是由3个子产业构成的：上市前是股权投资产业链，上市后是股票投资产业链，两者之间就是投资银行产业链。

若想追求千倍回报，你可以做天使，但只有千分之一的成功率。

若想追求百倍的回报，你可以参与风险投资，但是“风投就是疯子投疯子”，成功率只有1%。

若想在约定时间退出，你可以参与成长基金或股权基金，然后把投资的长期回报切成碎片再通过市场分散给投资人，这就是股权投资的逻辑。

若有机会在上市前参与投资，那就有90%以上的成功率，通常只能追求一倍以上的回报。

这就是一条产业链，上世纪60年代初期才萌芽，但发展迅猛，可说是增长速度超过货币量增长的唯一产业。

在风险偏好不同的人群中，人们各得其所，选择决定人生。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门，门上写着“风险”二字，多数人看到风险掉头而去，少数人才能推开这扇门走进风险财富之门，进门后才会看到门后还有两个字：“财富”。

风险在财富背后，机会在选择之间，人们在用货币选择自认为有价值的投资，这就是价值投资！参与交易的人才会接受一个新的价值——交易价值。

在风险财富的市场中，永恒不变的规律是不确定性，所以请记住虚拟经济的财富密码：“风险是财富之母，思想是财富之父。”

4 金融的本质：聪明的富人把钱投给更聪明的穷人

金融业的使命有二：一是创造实体经济，把思想变成财富；二是创造多层次资本市场，彻底消灭高利贷产业链。在钱不值钱之时人就更有价值，在钱很值钱之时人就相对贬值。

上面说到，在超发货币引发的虚拟经济中，“风险是财富之母，思想是财富之父”。思想创造财富，快乐源于分享。

人类社会的财富增长是在最近500年才驶入快车道的。几亿年的个体生存，数千年的农耕文明，财富总量几乎是零增长，偶有剩余也会被游牧民族劫掠。

全球财富的爆发性增长来自于技术创新，而划时代的创新几乎都来源于基础理论的突破，即思想的阳光。基础理论的突破要通过一个以上实践型企业家才能把科学定理变成社会财富。

财富世界的进步并不是达尔文的思维模式呈渐进发展，而是在某一个时点会像火箭升空一样突然打开无限空间，这在技术史上被称之为“技术奇点”。

在渐进式的思维和渐进式的进化中，某一个企业会突然间引爆技术奇点，让划时代的创新浪潮腾空而起，把人类带进另一个空间。

历史上发生过三次爆发性的技术奇点：力学通过瓦特把我们带进机械化时代，电磁学通过爱迪生把我们带进电气化时代，信息科学通过摩尔把我们带进大数据时代。这个时代真正的爆发点发生在1995年前后，是三个大数据技术（DT）的突破，让人类开启了一场大数据盛宴。

“互联网+”应排除一个误导，无论是“互联网+实体经济”还是“实体经济+互联网”，若没有大数据资源，互联网企业的结局都是死亡。互联网是成本，大数据才是资源；IT只会增加成本而不创造价值，DT才是开发利用大数据资源的新工具。

在思想创造财富的时代，人们应该重新思考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我把金融分成三代：第一代源于中国，由钱庄升级为高利贷产业，让中国的宋朝成于金融，亡于金融。

在宋朝的巅峰时刻，中国财富占全球财富总量的比重高达70%。中国最早创造了货币，最早创造了纸币，最早创造了钱庄，但却没有创造金融市场。

第二代金融源于欧洲，以荷兰为起点，创造了银行金融，从而让穷人的钱流向富人，这才有了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就是让资金从多余者向短缺者转移的市场。

第三代金融源于美国，美国建国之初的总负债高达3800多万美元且3个月到期，当时的38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8万多亿美元。

首任财长汉弥尔顿临危受命，两周内拿出了一份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公平信用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让纸币、债券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时崛起。

这就是证券金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金融业颠覆了她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从实体经济的附庸上升为主宰！

想一想阿里巴巴模式，如今人们都知道阿里巴巴的股权结构，马云和他的18罗汉加在一起不到9%，第一大股东孙正义34.7%，雅虎占20.3%，两方合计占55%，但却一致决定把企业经营权和主导权交给了马云团队。

想一个简单的问题：在阿里巴巴创业之初，孙正义和马云谁是富人？孙正义和马云谁比谁更聪明？这就是证券金融的本质，即聪明的富人把钱投给更聪明的穷人，从而让社会永远保持创新的活力！

正是在这个时代，尤其是在70年代之后，股权投资产业化和货币产业化同时崛起，金融业的创新让更多的超额货币去寻找思想，去寻找团队，从而把思想和团队变成了商业社会最稀缺的资源。

这就是证券投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金融业的使命有二：其一是创造实体经济，把思想变成财富；其二是创造多层次资本市场，让银行利息趋向于归零，从而彻底消灭高利贷产业链。

这就是金融业的使命，在钱不值钱之时人就更有价值，在钱很值钱之时人就相对贬值。

5 经历双重转轨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着双重转轨，其一是全球化市场的转轨，正在形成一个全球化市场导向的新实体经济，而新实体经济的第一大特征就是金融创造的实体经济；

其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转轨，正在形成一个证券化驱动的新民营经济，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旧实体经济已在资本市场中退居次要地位。

在我看来，转轨经济有新旧两个空间：旧实体经济，尸横遍野；新实体经济，遍地黄金。

在新旧两种经济的转换中，从2007年开始的10年间，中国经济的基础资产不断恶化，优质资产伴随着经济增速而减少。经济整体下滑的拐点并不是现在，而是在2007年就发生了。

如今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股权投资哪儿来的创业创新？

创业靠“坑爹”是不行的，富家子弟在创业市场上是弱势群体，“双创”经济的背后一定是股权投资和证券金融业，是聪明的富人选择性地把钱投给更聪明的穷人。

大众投资的时代来源于货币产业化，政府选择成为货币产业的垄断经营者，市场随之选择了大众投资的产业化。

一边是货币产业化，另一边是投资产业化，而没有投资产业化的国家，货币产业化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国家破产。

现代政府的经营模式简而言之就是8个字：负债国家，赤字财政。治大国如烹小鲜，左手一张“纸”，右手一笔“债”，每次危机都源于某一条债务链的崩溃。金融危机与货币产业化形影相随，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背景。

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有两大特征：一是减速；二是创新。

200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一直是双位数增长，现在降到6.5%-7%！其实，中国经济并不需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经济减速是在有序引导下实现的，目的是在减速中完成转轨。

那么什么叫作转轨呢？

经济减速导致实体经济大面积破产，人们会得出非常悲观的结论。而我作为体制外最乐观的经济学家却看到了经济转轨的三大亮点，就像划破夜空的三道闪电一样预示着新经济的未来。

其一是新三板。3年前有新三板吗？没有！现在挂牌企业达到7000多家，这是民营经济证券化：一个为国企脱困而立的股票市场如今已成为民营企业的投融资天堂。

其二是私募投资基金，仅3年时间就从1000多家发展到2.6万家，10年前只有7家。

其三是人民币的国际化。3年前离岸人民币的市场份额在全球货币市场中只占0.84%，去年达到2.74%，排名世界第3位。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五大货币，排名第三，今年10月1日生效。可以预料，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引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

我个人的预测是：在五大货币的版图中，美元将依旧强势，欧元、日元、英镑3种货币或将形成同盟，人民币汇率位居中间，与美元和三币同盟博弈，于是就可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人民币的特殊地位：跟随美元，博弈“三币”。

未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将持续相对贬值，但在可控中，应保持人民币贬值的速度低于“三币”（日元、欧元、英镑指数）。不久前，央行开始公布两类挂钩的人民币指数，其一是挂钩美元，其二是挂钩特别提款权。

这不是偶然的，也是有序的引导性政策工具，是要给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确定一个参考标准，让人民币能够在五大货币之中“左右逢源”，在相对贬值的趋势中保持稳定。

我希望也有理由相信，人民币国际化和产业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