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近期访港，再一次强调了强化[一国两制]认识的问题。本文就此尝试对[一国两制]下的经济边界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香港学者刘兆佳曾经指出，在构思[一国两制]时，两地融合根本不在议程之列。也就是说，对于[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经济融合，当时是缺乏预见与分析的，更无法预见到边界的存在对两地合作的影响。

一般来说，边界的功能与作用是控制界内外的流动及自我保护，即保护所控制的空间、资源，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观念及身份认同。在经济全球化及区域化的发展浪潮下，资源与要素流动，经常会冲破边界的阻碍，而带动地区与各国的经济繁荣。人们把跨境之间的流动，或区域间冲破边界的经济合作融合，称之为经济意义上边界的消失。

开放边界，促进流动扩张市场的经济利益，与边界对于市场扩张、经济流动的控制，是一对矛盾。开放还是控制边界，取决于本土利益与跨境合作的共同利益相衡的结果。

■认可两地不同利益诉求

基于[一国两制]的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边界，其功能主要在于维护两地不同制度的运转，也即维护香港界内的观念与制度认同。在一国之下，无论从经济流动、社会互动的大势看，香港与内地之间边界管制的放松与边界效应的缩减，应是发展的方向。但是，其放松与缩减的速度、程度则取决于两地经济融合与社会互动进展的结果。

也就是说，香港虽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一国两制]本身通过边界，就内涵了对香港本土经济利益和内地自身利益差异的认可，这种经济利益通过两地边界来维护。虽然香港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港，经济高度自由且没有管制，经济意义上的边界绝大部分是消失。但是，相对内地来说，香港是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与经济体而存在，这个客观事实不可否认。而内地也有独立于香港之外的自身客观经济利益。

由此，粤港两地的经济合作，只有在认可两地不同的利益诉求，并在不同诉求中找到共同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忽视一方诉求而偏重某一方诉求，或是仅追求单方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影响他方利益的行为、政策，必然会引发边界效应的反弹与突显，最终危及合作的进程。近年来因内地居居自由行在香港引发的民从冲击，就反映了即使是有利于两地经济的边界开放，人员流动加速，也会因融合产生的经济利益在各阶层与群体中分配不均等，引发对边界开放的反弹。即使这种分配不均，根源于香港的分配结构与开放边界的措施无关。

由此，我们可以把边界效应归纳为对经济要素、资源流动和社会互动的限制性壁垒。边界可以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用以区分不同制度、不同利益和不同社群文化。边界效应的产生因素，涵盖两地之间地理、经济（消费者收入差距、资源与设施可用性差异）、文化（语文、民族、宗教、价值观、行为规范及性格、国家工作系统等差异）及行政（货币、法律体系地区贸易同盟的差异）四个方面的距离。

地理距离可以通过交通运输设施的完备而消除；经济距离中的收入差异，则会随着经济要素流动，地区增长而逐步拉近（资源、经济组织可用性差异则为制度性差异）；这类的边界效应大多以外部边界效应（外部壁垒）来表现，界定与消除较为容易；而经济中的经济制度、文化、行政距离，因植根于社会内部而产生的内部边界效应（内部壁垒），最难以为人们认识、计量，以及在短时期内消除。

由此，长期持续变向流动而促进的社会互动、制度互动，以及文化交流将十分重要，因为这是接近不同边界地区间不同文化、观念、制度距离的基础。

一国之下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要求香港与内地之间经济流动、社会互动的边界开放，而因两制客观存在的边界，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界效应，不仅对两地的交流及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一定的障碍与成本。同时边界效应的存在因公民身份认同、货币、市场、法律与经济管理制度等差异，也决定了两地各自的经济利益差异，以及各自具有的独立经济利益。因而，两地只有在通过合作，形成本土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也即共同合作的边际利益、边界控制的界内边际收益之时，才会认同共同利益。这种经济的本土化情绪与经济的一体化追求共同存在，正是形成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的宏观经济基础。（作者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