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储局前主席贝南奇（Ben Bernanke）获邀到日本访问，跟首相、央行行长等要人[秘密会面]。消息传出后日元下跌，据说有点因果关系：会面离日本银行下次的政策会议不远，加上贝南奇曾因2002年一篇有关通缩的演说而获得helicopter Ben的别名。贝南奇的到访，也许令投资者憧憬日本银行将使出[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这一招。不过，会面后行长黑田东彦重申不会采用政策，坚决与[直升机撒钱]划清界线。
行长今年5月反对过[直升机撒钱]，我已在友报写了两篇浅白的短文解释。今次因贝南奇旧事重提，我就趁机追本溯源，详细解释[直升机撒钱]跟一般货币政策的分别。
■货币经济学思想小史
货币供应如何影响经济活动？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也许是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休谟聪明绝顶，文笔清楚，在十八世纪中期写了好几篇今天仍值得细读的经济文章。他提出一个思想实验：整个英格兰的人早上醒来，发现口袋中的钱多了一倍，会有什么后果？休谟的答案是，短期内人们以为自己富有会多花钱，但最终价格只会上升一倍，增加货币供应并无实质的影响。这是后来货币数量学说（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要旨，休谟几乎全凭想象就能得出这个重要结论，可见其智力之高。
二百多年后，提出[直升机撒钱]的人不是贝南奇，而是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69年，佛利民为他的文章结集写了一篇长文，比休谟走前一步，从实然（positive,货币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分析到应然（normative，理想的货币的货币供应是多少）的问题上去。根据一个简单的模型，佛利民提出他的思想实验：[试想像有一天一架直升机在这个小区上飞过，从天空散落一千元的钞票，而钞票当然会很快给拿个清光。再试想人们都相信这事件只此一次不会重演。]这就是[直升机撒钱]的出处。
讽刺的是，佛利民分析的不是应付经济危机的方法，而是一个太平盛世下最佳的货币政策。更讽刺的是，佛利民文中得出一个著名结论，理想的货币供应要使名义利率下降至零。在实质利率为正数的情况下，佛利民主张的是轻微通缩，跟近年日本的情况一样！这个后来被称为佛利民规则（Friedman′s rule）的结论，背后道理很简单：央行制造货币的成本近乎零，而持有货币的代价就是放弃了的名义利率。最有效率的安排是，令持有货币的代价和制造货币的成本相等，亦即将名义利率等于零。
■货币和财政政策合二为一
这个[直升机撒钱]的故事，本来是理论上的天马行空，后来无端走出象牙塔，成了实际的政策建议，主要是拜贝南奇2002年的演说所赐。贝南奇借用佛利民的思想实验，提出一个对付通缩的有效方法：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合力出招。
贝南奇举的例子是，减税加上央行买债，透过减税增加消费之余，买债又可抑制随财政历力而来的利率上调。贝南奇最近的建议是，日本银行推出永久国债（perpetual bonds）以扩大财政支出，同时央行永久购入这些国债，双方合作将国债货币化（monetizing debt）。这种形式的[直升机撒钱]对实质经济增长未必有直接影响，但只要双方有决心一直加码，通胀终会上升。
贝南奇的[直升机撒钱]跟一般货币政策有什么不同？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就是央行透过在市场买卖国债来影响短期利率的吗？那跟量化宽松又有什么分别？一般货币政策是央行独立行动，而且不会永久购入国债令其消失于无形；量化宽松或许会永久买入资产，但买的不只国债，也包括股票企债甚至垃圾资产。关键的分别还是在于[直升机撒钱]要跟财政部门合作，共同宣布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和买债计划，并协议出一个清楚的规模和时间表，而非各有各做。
除了法律上和技术上的困难，我认为日本央行坚拒[直升机撒钱]有两个少人提及的原因。第一，央行处事一般谨慎，如此大胆进取的政策效力难以估计，出招过重的后果不是央行管理层所愿意承担，维持现状可能是他们为自己前途作出的最佳选择；第二，通缩威胁对整体经济不利，但通胀和日元贬值对某些人也不利。哪些人？有钱有权有地位的阶级也。央行增加通胀要面对的政治阻力不容忽视。（本文来源于香港《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