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假期结束，返乡的人们重又回到他们日复一日工作着的“大城市”。然而，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人群的流向或将发生变化。

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流动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尤其是农村向城镇移民的脚步已经明显放缓。

目前，各大省会城市、发达地市以及县城，都在大张旗鼓地建新城、设新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则指出，一旦农村停止向城市移民，意味着城市不得不面临从其它城市吸引劳动力的压力。针对这一趋势，他表示，城市之间的人口争夺战已经打响，要谋求未来的长远发展，城市就需要想方设法留住人才，而“人口争夺”的关键在“谁能尽早抹平非户籍与户籍的权利和福利的差异”。

聂日明担心，直到今天，绝大多数的各级政府仍然把人口看成负担，限制人口规模的思想频现于各种公共政策的制定，这将掣肘相关城市未来的发展。就对外来人口是否友好这个角度来观察，聂日明认为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地区的城市政府表现更佳。
　
而就在2月3日，北京市公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2017-2020年）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进一步疏解人口的安排，其中包括打造一批精品街区、胡同，连片拆除违建带动人口调控，整治中心城区“散乱污”企业，消除地下室“散租住人”等措施。
　　
流动人口向东部地区、中心城市集中趋势放缓
　　
一份《2017年春运网络购票大数据报告》显示了人口流动的态势。这份由360互联网中心联合360浏览器发布的报告称，从用户抢购春运火车票的始发站分布来看，绝大多数集中在北上广一线及东南沿海地区。作为中国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广东省的春运火车票需求最旺，36.57%的火车票始发于此。
　　
人口流动存在一定的地域特征。聂日明指出，当前中国人口流动仍具有“人口东南飞”以及“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特征。
　　
2016年10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发布了《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以下称《报告》）。《报告》指出，“十三五”时期，人口将继续向沿江、沿海、沿主要交通线地区聚集，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继续增长，中部和西部地区省内流动农民工比重明显增加。
　　
此前，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
　　
然而，数据显示，近年来，虽然东部地区依然是流动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但占比已经有所下降，反而是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比有所增长。
　　
根据《报告》，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人口流动渐趋活跃。从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看，2013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为75.7%，西部地区为14.9%；2015年的相应比例分别为74.7%、16.6%。
　　
此外，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的比例也在下降。 数据显示，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的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56.8%，而到了2015年则降为54.9%，减少了近2%。
　　
而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吸纳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比例则在增加，逐渐成为吸收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主要地区。《报告》显示，2013年流向中心城市之外的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省内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占全国相应人口的比例为45.6%，2015年该比例为50.5%。
　　
“城市现在要想的问题是如何吸引外地人”
　　
1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下称《规划》）。《规划》称，预计2016—2030年，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人口约2亿人。虽然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但人口转移势头有所减弱。
　　
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171万人。这是近五年来继2015年末流动人口数量首次减少后，流动人口数量的再一次下降。
　　
此外，农民工总量虽仍有所增加，但总体上从2011年以来增速回落趋势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4月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也在减少，2015年的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745万人，比上年减少122万人，下降1.5%。
　
外来人口数量的下降，对于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
　　
聂日明指出，几乎所有城市都在大兴土木，没有外来人口，新增的基础设施很可能陷入支出黑洞。另外，人口净流入是支撑起城市的每年数万亿土地出让金的基础，而土地出让金是近十年地方政府最主要的非税财政收入，占地方政府收入的半壁江山。
　　
聂日明分析，即使在市区，人口的高密度也是支撑城市繁荣的必要条件；人口流入对地方税收也是一个加分项；同时，人口流入还降低了城市的生活成本。
　　
此外，非户籍人口还挽救了多数城市的社保。聂日明说分析：“这些城市的户籍人口已经老龄化，在岗职工缴纳的基金不足以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都在依靠外来的年轻劳动力缴纳的养老金去弥补这一亏空。”
　　
农民工进城的脚步或已停滞。聂日明指出，城市人口争夺战已到来。聂日明建议，大多数城市应早建立起吸引劳动力的优势，这样才能在城市间抢人大战中占据先机，“城市现在要想的问题，并不是如何限制外地人的流入，而是如何吸引外地人。”
　　
京沪严控人口，珠三角政策宽松
　　
上述《规划》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推动人口合理集聚。其中，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要严格控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序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这也体现了最高决策者对中国城市化布局的战略考量。
　　
与此有关，北京、上海等城市相继收紧了非户籍人口的福利政策。例如，北京采用“教育控人”“以房控人”“以业控人”等手段降低原有外来人口数量。
　　
2014年起，北京就开始限制中职学校的非京籍招生。2016年9月，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表示要逐步压缩中职规模。北京市教委在解读该《规划》时表示，“减少教育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发挥教育在首都人口调控中的积极作用。”
　　
早在2014年，朝阳、海淀、通州、昌平等多个区县已确定人口调控目标，明确了降低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的目标。据京华时报报道，2014年昌平全区领导干部工作会即透出消息，未来，昌平区将严控外来人口，尽快将外来人口比例降低到50%以下。
　　
去年2月，昌平区召开加强人口调控工作领导小组2016年第一次（扩大）会议。会上指出，2016年，昌平区将实现关停腾退工业污染企业40家以上，启动5个工业大院清理改造工作；拆除违法建设240万平米以上；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工作；坚持每周一全区“人口调控工作日”制度。
　　
“上海曾经是解决随迁子女在上海就读义务教育的模范城市，但在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背景下，上海逐年提高外来人口子女就读义务教育的门槛”，聂日明指出。
　　
上海市人民政府2016年的一篇官方文章指出，此前，上海市在一段时间内，小学新生中沪籍人口比例低于非沪籍人口；而2015年起，这一“倒挂”现象得到扭转，当年入学新生中，沪籍人口占53%。2016年这一趋势预计将得到延续。
　
与北京、上海不同的是，珠三角城市对待外来人口的政策则较为宽松。聂日明指出，对外来人口相对友好的环境是珠三角地区政府一直以来的传统。
　　
去年8月，时任广州市发改委主任的叶牛平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曾表示，广州市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根据城市发展规模还有增长空间，会研究适度放宽年度户籍人口的总量控制，为更多在穗人员提供更多入户的指标空间。
　　
此外，深圳去年出台了一系列人口新政，明确将房款入户条件，扩大户籍人口规模，对人才落户不设上限。“来了就是深圳人”，也早已成为了深圳市吸引外来人才的口号。
　　
2016年，深圳市政府相继印发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口服务管理的若干意见》、《深圳市户籍迁入若干规定》和《深圳市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办理规定》“1+2”文件，对入户等事项作了新规定。
　　
“1+2”文件提出，深圳将扩大户籍人口规模，新增居住社保迁户渠道，并扩大了人才入户范围。根据新政，以特区引进人才条件申办居住证的，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具有较高专业技能”、“我市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两类，并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和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条件放宽至“具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
　　
聂日明表示，在人口规模控制的驱动下，与京沪小学招生数下滑相对应的是，同为一线城市的广深两地的小学招生数持续上升，未曾下跌过，2015年，广州深圳的小学生招生数都超过上海和北京，“考虑到广深与京沪的人口规模差异，广深的人口政策要比京沪两地宽松得多。”
　　
基于2005年与2013年北京两次调查数据比较，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升与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黄造玉于2016年8月共同撰文指出，流动人口对北京“外来人口管理政策”的评价有所下降，且流动人口在“子女教育”和“居住环境”上表现出的较高不满意度，也反映出流动人口在这两个方面的需求较大。
　　
文章指出，由于城市对于人口规模的控制，流动人口在相关方面的权益保障随着人口政策“收紧”而愈发成为难题。李升和黄造玉建议应完善流动人口权益保障制度，在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的基础上，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以提升流动人口权益。
　　
“考虑到中心城市之间的硬件和就业机会相差不多，吸引人口的区别只在于城市治理水平、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聂日明说，谁能尽早抹平非户籍与户籍的权利和福利的差异，让外来人口“来了就是本地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里，谁就会建立起对其它城市的制度优势，更早地树立起抢人大战的城市品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