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范围之内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大城市越来越大，而且人仍然在不断地在向大城市集中。
如果今天大城市的现状都不符合大家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比如不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绿化的面积大一点，房子大一点，生活成本低一点等等），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还是往大城市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我定义为“城市的新生”。
上海对标“移民的城市”纽约、伦敦，有对比，才有差距
我来自上海，因为个人家庭的原因，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在上海提出了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在规划里表述为：
上海要追求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要建设一座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和人文之城。
提出目标是非常容易的，但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今天很多城市建设的方法，恐怕未见得离这样的目标越来越近，甚至有可能越来越远。
如果上海未来在全世界找一个对标的城市，它对标的是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能不能做到呢？
如果简简单单地从中国的经济体量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迅速超越美国只是几年当中的事情，时间早晚的事情，中国会很快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即便保持每年5%的经济增长量，再过20年很有可能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达到美国的2倍左右。在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左右，如果产生一个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城市其实并不奇怪。
但是，来看看纽约和伦敦的数据，就会知道“差距在哪里”。
再看外籍（国籍）的情况，目前纽约的常住人口居民中，外籍的居民占比24%。而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了40%。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在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就太多了（然而，我们不会这样说）。
再来看肤色，白种的英国人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超过50%”到如今“下降到50%以下了”，也就是伦敦已经形成了一个非白色人种的居民占主导的人口结构。
那么，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我们的人口结构未来变成这副样子，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你要相信的话，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你疯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的事实，如果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能引领中国，代表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台竞争，你首先要吸引的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城市的人口结构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离建设全球城市的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如何选择在哪座城市居住、工作？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
刚才讲“要吸引人才”，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怎么吸引人才”。如果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还是留下，就看两个变量：
当然，这里面并不是别的因素不重要，这是为了高度简化。在考虑收入这个因素之外，你可能还会考虑到这个城市其他的特征，比如这个城市的消费是不是多元化，环境是不是美好。至于支出方面，除了住房成本、服务成本以外，你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个城市的通勤需要花多长时间。
我把整个分析框架的高度简约到就关注这两个变量。而在支出这一端，有两个支出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成本：
它们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两个成本。在你的每一天生活中，你的衣食住行，很多东西不是本地生产，是从外面运进来的——这些跟你本地的土地成本、住房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关系并不大。但是，住房和服务必须是本地生活的。
而这两个支出的成本其实都跟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有关系。
图片来源于陆铭老师的PPT
2003年以来，中国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控制或者说严格控制土地供应。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口流入地的城市——如果你是房地产开发商，你会造房子；如果你是地主，你会把土地卖给造房子的开发商造房子——直到碰到两件事情停下来：
一个是因为政府管制的机制，一个是因为市场机制的选择。
即便如此，哪怕碰到政府管制、到了城市发展边界的同时，如果这个人还愿意往里去，你会在市场经济的国家看到什么——就是“楼越造越高”。
曼哈顿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高楼。但是到今天为止，曼哈顿的城市更新仍然没有停止。曼哈顿还在造越来越高的楼，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在我想“我要去”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什么？在这个关系里，“我的收入比支出来得更多，我还愿意去”。有些地方倒是便宜，但是当这个地方便宜的时候，收入也会降得更快，这样的城市大家不会去。
所以，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真正决定你在哪里住的其实是这两个的差额。
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收紧了，房价就上去了；人口流入地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或者叫消费性服务业的人。你收入越高，你是不是越要到餐馆吃饭，要雇保姆。而这样的工作谁在做，就是被称之为“低端的”、“有歧视性意义”的这些人在做。而现在，却总是讲“这些人来了城市以后，给城市造成了多少问题，拥堵、污染等”。
然而，城市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吗？
首先，如果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为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城市，会看到在人口增加几倍的同时不拥堵也不污染。你应该看到拥堵、污染成倍增加，等比例增加才对。
其次，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问题是由于人多导致的，那把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都赶走，保证城市不拥堵了。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要开车、要住大房子，他在公共资源里占的是比较好的公共资源。
把从事生活性、消费性服务业的人，卖油条、卖菜的这些人赶走了——这些人住大房子、开车了吗，他甚至连地铁都不乘。把这些人赶走了，能减少多少城市病？
为什么今天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住家保姆的价格是香港的2倍？
因为有需求却没有供给。为什么现在在北京、上海吃一碗面的价格跟新加坡、香港差不多。因为你吃的面的成本不是面的价格，是服务的价格。
当服务的成本提高了，以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上海为例——现在人均收入无非就是香港的三分之一，它要怎么去竞争、吸引人才呢？
图片来源于陆铭老师的PPT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讲，人口流动在这张图上是向右走的（如图所示），因为这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因为有港口）。中国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单面临海”。世界上其他的大国，包括比中国小一点的国家，往往是几面临海。
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全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制造业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空间的重新分布。如果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来提高竞争力，国际化的贸易就非常重要。经济活动布局在港口周围，是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力的体现。中国的港口条件哪里好？是长三角、珠三角。
但是，政策上要平衡发展——它实际上是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不是真正的平衡发展。让经济资源均匀分布，不仅没有效率，而且通过阻碍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的自由流动，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由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供应这个方面向左走（如上图所示）。所以，人口和土地的配置方向其实是相反的。
中国的人口结构是怎样的？劳动力去哪了？
人口管制导致“低技能”劳动者短缺
大城市带来高科技人才，一定会带来对于“低端服务业”劳动力的需求。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大城市更多地吸引了“高端劳动力”，同时也更多地吸引了“低端劳动力”。根据美国的统计，如果一个城市来一个高科技人才，他会带来一个律师、一个医生；另外三个就是超市收银员、家政服务员还有餐馆里的服务员。其实，在大城市人口结构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
如图所示，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上海的保姆特别贵了——因为他们的需求是由红线这个部分推动的，但是供给不足——市场经济下，价格就往上涨。所以，中国今天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初中学历以下的人。当把“消费性、生活性服务业”的成本提高的时候，城市的竞争力实际上是下降的。
迈向“理想城市”
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的是降低成本。
在2006年时，不少新城建设在沿海地区。但到了2010年，大量的新城已开始往中西部建设了。到了2014年、2015年时，中国新城建设已经遍布全国：东北（一大块），西北，西南。这个新城都建在了人口流出地。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是收紧的，房价就往上涨；人口流出地却建了大量的新城，变成鬼城、新城和地方政府的负债。
而如果收入和支出是这样的关系——住房受到土地供应的影响，它很贵；劳动力又影响了服务价格，它也贵——结果就是，当你想吸引人才的时候，他就跟你讲Bye，因为他可以到香港去了。
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供给不断适应需求。怎么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是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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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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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土地市场跟人口的流动适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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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能向理想城市的方向迈进。“城市的新生”包含这两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