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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为何走向失落?
作者:林宗弘、李宗荣   
来源:www.BANQ.cn(半求·房地内参)        类型:行业观察        2017-12-11 18:20:49        点击756
    

台湾在战后曾经历长达四十年的经济成长,创下1963 年至 1996 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率超过9%之纪录的“经济奇迹”,并且与新加坡、香港、韩国被合称为“亚洲四小龙”,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的预测,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这个时期的国外学者主要是政治经济学或发展研究者,多半将台湾视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典范。

在上述的历史脉络下,台湾的经济社会学伴随着本地经济蓬勃发展,累积了大量研究,从历史的眼光来看,1980 年代以来关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各种研究,或可称之为“奇迹典范”(miracle paradigm)。然而,从 1990 年代开始,这种经济发展荣景与学术上的百花争鸣逐渐退色。

从 1997 年起,台湾的发展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2001 年又遭遇全球电子业衰退,GDP 年成长率首次为负 1.26,失业率则冲破 5%。在民进党第一次执政期间,年成长率平均下滑到 4~5%之间,成为在野国民党的攻击对象。然而,在国民党重新执政之际,2007 年的全球金融海啸来袭,在这场余波荡漾的大衰退冲击之下,2009 年 GDP 年成长率衰退到负 1.57,失业率逼近 6%,到 2015 年为止,年成长率平均下滑到 3%左右。随着中国经济成长动力减弱,新一波全球萧条风雨欲来,台湾的经济前景堪虞。

1990 年代之后,台湾不仅经济成长率大幅衰退,也历经一连串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1986 年解除戒严之后,随之而来 1989 年经济自由化,国营事业私有化以及管制手段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能力越来越微弱。民主转型、政党轮替以及民众权利意识成长的影响下,经济政策已经难以用强势的行政权来推动,另一方面,政府效能确实远远赶不上市场转型的脚步,过去以强国家指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重大财经政策,例如贸易上对中国大陆投资的“戒急用忍”与后来的积极开放,半导体产业的“两兆双星”计划,以及金融改革与高等教育产业大幅开放的政策,似乎都不见效,说明国家角色在转型过程中的失能。其次,台湾金融市场对国际资金开放,以及台商大量外移,特别是到中国大陆另辟生产基地,两岸经济整合使得台湾中小企业面临存亡挑战、劳工就业条件也受影响,逐渐与经济成长脱钩甚至恶化。而从市场结构来看,台湾的私营企业正在历经大型化的过程。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为中小企业的鸿海集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商之一;大型企业早已取代了中小企业的出口份额。所谓高科技电子业逐渐凌驾传统产业,台湾先是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代工基地,在 21 世纪却面临迅速的资本外移,电子业海外生产的产值高达四分之三。大型化、家族化的集团企业,成为台湾经济活动的主力,也越来越远离台湾经济起飞时由中小企业撑起半边天的图像。

金融产业结构也面临巨变。 1991 年的银行自由化与公有控股集团逐渐释股改变了间接金融的产业结构,农会与信用合作社的信用市场被新银行取代,“二次金改”之后形成了“吴辜蔡花”金控体系——也就是新光、中信、国泰富邦与以花旗为代表的外资银行等巨型金控集团。此外,股市迅速自由化与对外开放,成为台湾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上市柜公司数目由 1990 年的两百多家成长到2014 年的一千四百余家,法人与外资主导台湾股市,企业则历经“金融化”与“华尔街化”的洗礼,经营策略越来越受到全球竞争压力与股东短期获利要求的影响。从发展历程与结构变迁来看,过去二十余年来,台湾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与全球经济接轨,远离早期发展研究所描绘的图像。

这些 1990 年代之后的新兴经验课题,对原有学术典范形成挑战。当民主转型趋于巩固,而台湾经济也逐渐面临资本外移与产业升级时,发展研究学者的兴趣,主要转向资本集中化之下的大型集团与电子产业的升级、以及海外台商的发展,其中有很多发现,与奇迹典范并不吻合,甚至看起来像是反例。例如,台湾的出口成长与人均 GDP 停滞的趋势相悖、人均劳动生产力上升与平均薪资停滞的趋势相悖 、创业行为减少与社会流动停滞成为常态、国家发展政策失效,国民营双元论已经遭受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政策严重冲击 ,而台湾总合生育率创下世界最低纪录等,许多新世纪的台湾经济议题逐一浮现。

相对于奇迹典范专注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动力来源,我们将最近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学文献称为“衰退典范 (recession paradigm)”,这些文献更关心某些政治与社会条件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分析台湾面临的经济衰退、社会分岐与政治效应,探索其根源与后果。

以下我们将《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一书所收录或间接涉及的衰退典范文献,区分为“宏观的国家制度转型研究”与“微观的组织或网络研究”两大类。

1. 宏观因素:国家与金融的转变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理论大行其道,无人能否认一些基本国家能力,例如产权保护、国防、治安与反贪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战争与国家能力崛起的过程、尤其是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历史进展、福利国家的兴衰、乃至于国家债务累积与其经济效果等,均涉及发展国家的核心论证。然而新世纪以来,研究发现国家介入产业发展的成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陈水扁政府时期的两兆双星留下企业与银行的沉重债务,而马英九政府时期国民党财经官僚班师回朝并持续发展生技产业,却无法改变经济衰退的趋势。如今看来,发展国家理论更像是倒因为果: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税收,使得威权国家能投资公共建设同时收买一些追随者,而非国家干预带来经济发展。可惜的是,除了中国学者巫永平对台湾经济发展相当精准的批判,以及少数台湾学者对台湾产业政策的失败经验提出反省,台湾学界在国家能力的一般理论上缺乏进展。

研究者王振寰,李宗荣与陈琮渊回顾台湾战后不同历史时期的产业,企业组织,科技研发以及政策拟定等面向,政府机构以及官僚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在国家能力相对弱化、民主化与政商关系改变之下,传统发展国家由上而下驾驭市场在政治上不可行、也容易失败。未来发展国家的角色会更趋向平台的搭建者,而不再是行动的引导者,它将为企业提供强化竞争力的制度性支援,由市场决定企业的存亡。在超级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竞争下,有能力的国家将顺应之而非驾驭之。

发展国家弱化所涉及的议题不仅是对产业或科技创新的投资能力,也包括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学者郑力轩的研究主要从台湾股市发展来探讨台湾产业金融化的问题。他发现国家对金融体制的压抑,造成股市以散户为主,这种结构特色让新兴科技业积极透过金融市场来扩张其资本,同时集团化企业也高度仰赖股市来设立子公司扩张,而国营事业在自由化的过程中积极释股,同时维持政府对经营权的控制。所有这些过程共同促成了台湾股市的高度成长,也创造了市值上兆的超级公司,使 1990 年代成为台股的镀金时代。郑力轩的研究说明台湾金融市场的发展深深地嵌入政治制度环境的命题,也对于台湾大型家族集团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补充性的解释。由于股市主要是以散户为主,缺少法人与外资等协商能力较强的力量,家族企业的控制鲜少遇到购并的挑战,让股市成为家族企业扩张时汲取资源的渠道,而非遭受市场竞争的试炼场。然而, 2003 年金融自由化、国家允许外资进入市场,再次改变了股市的结构,由散户主导市场,演变为外资与法人掌控,交易次数大幅下降。金融市场资本集中化、全球化与会计规范的改变,给上市公司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以满足投资者短期套利的需求,甚至出现家族企业遭敌意并购的案例。

2. 宏观因素:人口红利的逆转

虽然在巴西、印度、印尼等国经济崛起之际,儒教文化决定论已经黯然失色,台湾父权家庭文化与人口的角色,却成为衰退典范的焦点。张晋芬的系列研究发现,从平均数据来看,台湾的性别间薪资差距好似逐年缩小。然而即使女性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劳动参与率也逐年增加,与男性的薪资差距仍高达两成。性别间的职业隔离有显著的解释力,女性从事中高阶白领工作的比例和人数仍远低于男性,同一职业不同性别的薪资差异明显,在控制教育和工作经验等因素后,两性仍同工不同酬。

郑雁馨的系列研究则探讨了从高结婚率到低结婚率、以及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逆转过程。郑雁馨呈现了 1980 年代中叶起,台湾时期生育率跌破人口替代水准 2.1 人,开启了长达三十年快速下滑的生育率轨迹。死亡率的下降与平均余命的增加使人口迅速老化。在二十世纪进入尾声之际,台湾人口金字塔的型态,已由 1970 年代高出生高死亡的典型金字塔,逐渐转向“中广而上下窄”的纺锤型,日渐萎缩的新生儿人口更预示劳动力短缺的未来。新世纪迈入后工业化的台湾社会,面对全球化竞争下的经济变动所带来之新的劳动市场结构和社会不平等,其引发之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也进一步牵动家庭行为的变迁,导致超低生育率与人口老化;而劳动力短缺所导致的经济动能不足,将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严峻考验。郑雁馨也指出改革职场性别歧视与降低婚育成本,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将是挽救台湾经济的重要策略。

3. 微观因素:企业大型化与集团家族化之谜

在企业组织分析的中观或微观层次上,台湾市场结构转变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企业大型化与家族集团的历久不衰。

台湾企业目前的规模有多大?台湾雇用人数最多的鸿海集团规模曾经高达近130万人,仅次于美国Walmart(约220万人)与中国中石化(约160万人),前十大集团平均近20万人,与日本或韩国前十大财阀旗鼓相当,几乎推翻了我们对台湾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刻板印象。

林宗弘与胡伯维根据对大型企业排名资料库分析,发现台湾企业主要是透过两种显著的发展模式来扩大规模,一个是透过上市集资或财务杠杆的作用来获取资金,俾能进一步投资于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产业,例如台积电;另一个则是透过资本外移至中国大陆或东南亚,追逐廉价的劳动力来扩大劳动密集的生产模式。后者使得台湾企业的营收与雇用人数急速上升,厂商的利润却没有提升。例如鸿海尽管是全球雇员规模第三大的企业,毛利却未能超过3%,可谓薄利多销。因此,林宗弘与胡伯维认为这意味着市场政治的逻辑(于此指的是“惰性”厂商仅求市占规模的扩大与存活),而非新古典的最佳化的生产要素组合而达到利润极大化或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对台湾企业行为提出更好的解释。

台湾企业大型化之外,企业集团的家族化也令人侧目。家族资本主义通常是市场制度缺陷与落后的特征,然而在台湾,各种研究数据显示,被家族所控制的公司仍占上市公司的八成左右,集团企业亦然。

此外,李宗荣尝试从更广泛的制度与历史条件来解释台湾家族资本主义的持续。首先是政权统治的特质。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在统治正当性的考量之下,与台湾本地的地主阶层与新兴的商人与政治家族合作,透过经济特权交换政治的忠诚,是学术上所谓的威权侍从体制。李宗荣同时指出长久隐伏在台湾社会却仍未被深刻检视的现象:亦即,以家族亲属连系的企业集团,或所谓亲控集团网络,逐渐浮现。这个亲控集团网络犹如封建贵族,位居台湾市场结构顶层,掌控金融等重要产业,而且彼此结亲繁殖血脉,这种强连带有助于企业内部股权控制,外部结盟扩张。

4. 微观转变:中小企业的创意与韧性

企业大型化意味着中小企业整体发展日益艰难。林宗弘与胡伯维研究发现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台湾市场中大型企业主导而中小企业被压缩的趋势。从数据来看,2011 年的制造业部门超过500名员工的企业占总体收入的 65.9%,相较于 1996 年的43%有显著的增加;200人以下中小企业生产收入则从 1996年的44.8%降至2011年的25%。纵使如此,台湾许多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仍然顽强抵抗大财团的进击。

谢斐宇挑战了台湾经济发展路径唯有企业大型化的看法。她透过1996~2011年台湾工商普查资料,计算位于台湾中部的机械与金属部门产业的附加价值。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因为资讯业兴起而被挤压;恰恰相反,它们是产业创新活动极为活跃的一群,虽然营收总和不高,在附加价值表现上与明星产业如半导体等相较毫不逊色,甚至比电脑周边制造业高出许多。不仅如此,在外销成长与创新上,包括自行车,工具机以及汽车零组件产业,中小企业分散化的生产结构仍然表现优异,毫无空洞化迹象。

台湾厂商的规模以及特征,究竟对劳动条件与剥削产生什么影响?刘正与苏国贤等整并1991年与2001年的“工商业普查”、“员工动向调查”与“职类别薪资调查”等资料库,形成以厂商为单位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每三个制造业工人就有两个受雇于明显对劳工进行剥削的企业;在“榨取剥削”或“剥削管理不善”的公司中,七成五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厂商对它们工人的劳动剥削,而这些制造业厂商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的研究仍显示台湾小老板自我剥削、压低劳动条件与性别歧视的情况,或许有助于平衡对大型集团金权的负面情绪、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溢美之词。

5. 全球化与台湾科技网络外移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现象。回顾历史,台湾经济起飞曾经受惠于此。然而到了1990年代,在客户要求与降低成本的动力下,急速成长的科技业不断更新全球布局,将台湾厂商推向中国大陆与其他邻近国家,也将这种薄利多销的的大量生产代工模式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残酷的事实对台湾产业发展与社会后果影响深远。

过去二十年来,台湾经济急遽变迁的两大特征是“产业升级”与“产业外移”,所谓高科技的电子业是其中的主角。《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收录三篇研究,从不同面向纪录了台湾科技厂商面临的严峻竞争,探讨其中的网络特征,运作与限制。

日本川上桃子教授的论文,呈现了台湾电子业崛起的外部机遇,在美国与日本厂商的竞争里趁虚而入坐收渔利。内部组织方面,台商为了应付不同代工客户,满足不同的规格与设计的需求,各代工厂逐渐衍生出能够个别承接订单却又维持独立的组织结构。由于委任的国际品牌客户彼此竞争,台湾代工厂如何在内部进行保密与协调,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川上桃子发现,多元客户委托代工设计,提供台商绝佳的学习机会,借此吸收到尖端市场资讯,技术研发上也因为跨产品学习与整合,以及代工厂内部的技术人才网络的非正式交流,而有超越日本厂商的制程创新。

多年来,延续网络创新理论,熊瑞梅及其合作者的相关研究证实台湾半导体专利的成长与网络有关。熊瑞梅以网络“结构折叠”引导跨界创新的理论,来检视台湾的半导体人才以及中国大陆“海归”人才在专利发明方面的竞争。台湾的科技业是由硅谷回流的工程师携带技术与网络回乡、连系美国科技大厂与台湾制造业而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化下人才迁徙寻找就业与创业机会的成功案例;人才的迁徙串起不同产业聚落之间的资源并且造成技术扩散。熊瑞梅等人检视跨界经验对科技研发的效果,同时评估两岸人才与厂商之间的相对优势,认为无论是台湾或中国大陆的科技人材,只要具有跨国与跨研发团队的结构位置,都能整合多样化技术而在专利发明表现杰出。他们的研究也发现,随着中国大陆半导体投资与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研发人才的扩张与世代交替,台湾发明人才的重要性被稀释,其跨界网络仍有用却逐渐减弱。根据熊瑞梅等的系列研究,台湾科技人材因为丰富的跨团队经验所累积的创新优势已经被迎头赶上,这也暗示台商对红色供应链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

与熊瑞梅等以及川上桃子的发现类似,田岛真弓的研究呈现台湾LED厂商在日韩竞争缝隙中求生的过程;在日本经济失落的二十年中, 面板厂不敌台湾与韩国厂商竞争,日本研发人才逐渐外移至台湾,堪称“产业浪人”。此种技术扩散也是建立在历史结构的夹缝中,韩商素有与日商竞争的民族意识,让台商借机引进日本人才,台日历史文化的亲近性是社会网络运作的先决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田岛真弓描绘日本产业衰退与技术外流的前车之鉴,与熊瑞梅发现台湾科技业在中国厂商竞争下逐渐失去优势的现况,非常类似。

前述的奇迹典范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出口导向策略总能推动经济成长。开放贸易特别是出口,已经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似乎只要开放贸易就能提高GDP成长率。然而,开放贸易对欧美等已开发国家的产业升级或所得分配的影响,已经出现批判性的研究。

两岸经贸扩张是从台湾创下经济奇迹之后,迈向经济衰退过程里的重要因素。

台商如何进入中国大陆,对台湾经济发展短期或长期后果为何?他们会带来什么政治与社会后果?在《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里,郑志鹏与林宗弘回顾了过去二十年来台商的发展与相关文献,认为台商虽然受限于全球商品链的半边陲位置,必须接受国际买主指挥,但是透过地方产权制度创新、政商关系与台湾人排他性的族群网络等多种在地镶嵌、或不镶嵌的方式,比其他外资厂商更快且更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设厂,利用廉价劳动力与土地、取得生产规模与外销退税等优势,甚至协助中国大陆厂商整合进全球商品炼,促成“红色供应链”兴起。然而,台商似乎过度集中投资于中国大陆,忽视中国大陆与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导致高昂的沉入成本,这种“过度镶嵌”(over-embeddedness) 的结果,最终使台商深陷中国大陆经济衰退或中共高层与两岸政治斗争的泥淖,不仅改变了政商关系与产权制度,挑战工厂管理权威,瓦解了台湾人的排他性族群网络与飞地经济,这些情况直接反映在台商全体营业额、毛利率与雇用人数的下滑。

此外,虽然过去台商研究经常强调台商建构地方连带的能力,学者邓建邦却发现地方连带造成台商进入中国中西部省分的经营困境。早年台商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沿海省分投资,依赖具有强烈工作动机的外来农民工;由于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数万人以上集中管理的工厂与宿舍结合体制,让台商成功剥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并使其原子化——这也是造成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因素之一。随着工资与土地成本上升与东南沿海劳动力短缺,台商逐渐往中国大陆内陆省份迁徙,逼迫其面对更多劳动体制背后的社会镶嵌。邓建邦研究显示,内陆劳工有在地社区网络以及原生家族资源的依靠,可以辞工甚或集体抗争来表达不满。季节性的农忙,在地劳工平衡家庭生活,甚至是工作与休闲时间的权衡,都让内迁台商无法实施泰勒式的专制体制,管理权威难以随意施展,显示脱离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前往中西部投资,其实无法挽救台商衰退的命运。

台商跨海投资貌似纯粹自由市场活动,随着两岸越来越纠结的政治关系,日益显现政治意涵。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对于台商投资的“惠台政策”被视为推动两岸政治整合的重要政策杠杆。然而,晚近尤怡文等人研究发现,虽然早期台资企业税率的确相对低于其他跨国甚至中国大陆企业;然而从2006年起,台资企业的税率即不断上升,失去其相对优势。中国大陆本土企业的崛起,及地方政商联盟所形成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早已使惠台政策虚有其表。矛盾的是,台商反而更受制于中国大陆投资的利益,而且对台湾政治影响越来越大。随着 2005 年以来,国共会谈平台形成,一群以国民党高层与台商网络为核心的政商联盟逐渐兴起,成为太阳花运动所对抗的服贸黑箱幕后的利益团体。在《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中以及其个人系列研究里,吴介民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提供了深入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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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湾再惨人均月收入也有七八千块人民币,实行全面医保

--发表日期:2017/12/11 22: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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