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城市，需要伟大的企业来成就——正如摩根士丹利、高盛之于纽约，苹果、谷歌之于硅谷，汇丰、BP之于伦敦，丰田、索尼之于东京，微软、波音之于西雅图……

伟大的企业如果要永葆活力、基业长青，则需要伟大的公司治理体系来支撑，股份制、董事会、职业经理人共同构成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三要件。一座城市想培育出世界级的企业，就应该传承现代商业文明与现代公司治理体系。

1 股权分散是一代深企的共同印记

2018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个因改革开放而生的城市，深圳再次成为公共话题的中心。要破解深圳成功的密码，必须从这座城市最闪亮的角色——深商的发展历程中寻找答案。

令人称奇的是，只有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市，却为今天的中国培育出最多的世界级企业，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平安、招商银行、华为、腾讯、万科等，它们所以能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与其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息息相关。

细究这些企业，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里面除了腾讯，其他几个企业的“老板”，几乎从未出现在媒体热议的富豪榜上。平安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险集团，华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供应商，万科是全球最大的地产商，招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但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或者CEO并没有因此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翁。

他们只占据公司极少量的股份，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与分红，与其说是“老板”，不如说是高级打工仔。他们所在的公司也没有一个绝对控股的大股东，也没有实际控制人。换句话说，这些代表中国力量的世界级企业，根本就没有“老板”的概念，从创业到守业，从普通走向卓越，一直都是靠打工仔干起来的。

股份分散成为一代深商的共同印迹。即便是后起之秀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也只占据10%不到的股份，其对公司享有的是控制权，而不是控股权。股权分散、创始人不享有控股权，又如何保证管理层的积极性，如何维系公司的持久竞争力？

本文就以分散式股权企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平安为样本，探寻这家出身平凡的民营企业如何成长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保险集团的。

滴滴出行制作的深圳“城市星云图”

2 没有“老板”的世界五百强

近日，秦朔先生一篇题为《平安30而立，解码马明哲成功之道》的热门文章，在朋友圈刷屏，让公众领略到这家巨无霸企业辉煌的发展史，特别是其中一个阐述“平安姓什么”的章节，给人很大的启发。

先说说这家企业的辉煌业绩：从1988年到2010年，平安集团从零起步，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年营业额近万亿、员工180万人、客户2亿人的超级金融集团，集团每天纳税3亿元，公司市值名列世界金融业前7、全球保险类企业第一。

2017年的世界财富500强中的TOP50中，中国占12席，仅次于美国，它们分别是：国家电网（2）、中石化（3）、中石油（4）、中国工商银行（22）、中国建筑（24）、鸿海（27）、中国建设银行（28）、中国农业银行（38）、中国平安（39）、上海汽车（42）、中国银行（42）、中国移动（47）。这12家上榜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也是国际舞台上中国力量的代言人。其中，又数中国平安最亮眼，它是中国大陆上榜名单中唯一一个非国资控股企业，足见其竞争力之强。

有人把平安的辉煌成就归功为深圳这座传奇的城市，有人把它归功为金融行业规模效应的特殊性，但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落到实际，平安的核心竞争力应该归功于其完善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与卓越的企业家精神，而这两点又归功于其独特的股权结构。

因为有“中国”二字，中国平安常常被认为是一家国字头的央企。这种感觉并不奇怪，金融业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行业，中国最著名的那些银行、证券、保险机构，以及像中信、光大这样的综合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国企，主要股东是国家财政部门。但平安的大股东，既不是财政部，也不是深圳市政府或其他国有资本。

目前，平安的大股东是泰国正大集团，深圳市政府的持股平台深圳投资控股公司是第二大股东，但这两家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别只有9.3%和5.3%，均远未达到控股股东要求的50%或者30%（相对控股）。中国平安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明确表示：本公司没有控股股东，也没有实际控制人。

从创业历程来看，平安是一个由马明哲一手创立并长期管理的创业型公司，有着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气质。但从股权结构上看，平安又是一家名符其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没有“老板”，按国际资本市场的说法，它是一家社会性的公众上市公司。如果一定要问平安姓什么？它既不是姓“国”，也不姓“私”，而是姓“公”，因为它是一家公众上市公司，为全体股东所有。

1988年5月27日上午，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招商路北六栋举行开业典礼。

3 “深圳模式”的最佳诠释者

回顾历史，平安的股权结构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遵循市场的规律演变而来的。通过以下几个关键时点，平安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股权改革。

1988年，马明哲主导的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成立，招商局蛇口工业园区、中国工商银行分别持股51%和49%，二者保持均势。这说明，打从娘胎里来，平安就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什么事情都得商量着来。为了和一般国企区分开来，在袁庚的推动下，平安从成立之初就设立了一个带有浓厚市场经济色彩的机构——董事会，这为平安集团日后打造现代公司治理体系植入了基因。

1992年，平安获得全国性保险牌照，开始走向全国市场，趁此时机，平安引入了新股东平安综合服务（平安职工合股基金），并持股10%。自此，从根本上解决了管理层、员工与股东利益一致的问题。

1994年，出于融资的需要，没有取得社会融资资格的平安，只能瞄准外资，适时引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两大外企的资本，二者当时以超过每股净资产6倍的价格取得平安13.7％的股份。这次引入外资对平安十分重要，一是解决了资金的需求，二是为平安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与管理经验，平安今天的公司治理体系与这两个外企当时的帮助分不开，平安因此把二者为高质量的战略投资者。

马明哲和袁庚

2002年，平安迫切需要寻找一位更专业的战略投资者，助其进入国际市场。随即，平安找到了汇丰，这家老牌外资银行入股平安6亿美元，获得10%的股权。相较摩根、高盛，汇丰在风险控制、合规等领域更加专业和领先，在汇丰的指引下，平安获益良多。

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2002年汇丰集团投资平安时，其利润、市值等指标是平安的大约15到20倍。而在2017年12月，平安通过旗下平安资产管理公司累计买入汇丰控股5.01%股权，成为这家欧洲最大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才十多年的时间，平安集团的市值、销售额、利润额就已实现对汇丰这位老师的反超，股权关系也调了个个。

几年前，汇丰的董事参观了平安的IT系统，提出“我们到你们这边来学习学习”——平安利用后发优势解决了一些汇丰尚没有解决的技术问题。打开大门向别人学习，随即后来居上，足见中国企业野蛮生长的速度之快。

经过多次股权变革，平安集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分散式股权结构，这个结构保证了董事会决策的独立性与科学性，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制度环境。按照平安的董事会决议，股东无论大小，需要秉持“三不”原则，即不干涉具体业务经营，不派员参与平安经营管理，不与平安发生关联交易。这样形成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各司其职，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良好公司治理结构。

秦朔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体制优势确保了平安管理团队的稳定，确保了公司战略的延续性及经营的稳健性。”一位国际投行高管说：“观察平安的业绩，会发现每年复合增长超过20%，除了金融海啸这样个别的年份，从来不会出现业绩大起大落。平安业绩增长是一根很难模拟的优美曲线。”

高增长的业绩，让平安的每一次股权更替都和平完成。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股东，30年来平安的股东买进卖出，离开时几乎都带着盈利的微笑，而平安则一步一步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保险集团。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恰到好处的相互独立与制衡，要归功于平安的分散式股权。

如果说北京是国资经济，上海是外资经济，杭州是民资经济，深圳则是大杂烩、大熔炉，对国资、外资、民资兼收并蓄，三种力量在这里交融交汇、共创辉煌，建构出一种独具深圳特色的发展模式，而股权分散、中外兼容、资本多样化的平安集团就是这个模式的最佳诠释者。

深圳第一高楼平安金融中心。

4 两种股权结构的全球较量

当然，从全球视野来看，分散式股权结构与集中式结构并存，且都有成功的企业作为典范，可以说各有利弊，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

分散式股权结构在英美比较多，集中式股权结构则主要出现在德日韩。一般认为，英美两国的资本市场高度发达，企业融资更依赖股市，而股票的流动与交易非常频繁，容易导致股权分散。比如IBM、通用电气、苹果、谷歌等科技公司都是超越家族控股、股权分散的公众企业，不存在某个控股股东。

而在德日韩，企业融资更依赖银行、基金等大机构，对股市的依赖度不高，导致其股份往往汇聚到大机构手里，不容易流通起来，容易导致股权集中。比如丰田、本田等日资企业，其股东主要是几个大财团和银行机构，而且企业之间还相互持股，导致其股权高度集中，有绝对的控股股东。

比较来看，分散式股权结构的优势是，融资快、灵活，董事会相对独立，其决策不容易大股东干扰，小股东利益更有保障，还有利于培养职业经理人文化，在英美两国，职业经理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不过，这种结构的缺点是，如果公司的市值不够大，可能会被外来资本在二级市场恶意收购。集中式股权机构的优劣，则正好与分散式股权结构反过来。

一个企业的股权结构究竟适合分散式还是集中式，没有标准答案，而要根据不同的国情与企业情况来定。一般来说，分散式股权机构，更适应创新文化主导的国家，比如硅谷的科技公司，几乎全部是分散式股权机构。而集中式股权结构，更适应家族企业文化占主导的国家，比如日本与韩国的大企业，基本都是家族控股企业，这类企业往往具备极强的工匠精神，但在创新方面并不突出。

平安集团创始人、董事长马明哲

5 一代深商的集体性格

平安集团的分散式股权结构，除了与中国活跃的证券市场有关系，也跟特殊年代的企业家群体性格有关系。秦朔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平安、万科、华为的创始人在公司股权很少，和马明哲、王石、任正非的背景有很大关系。马明哲是工业区社会保险公司的，王石是广东省外经委派到深圳办公司的，任正非复员转业后在深圳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工作，他们多多少少都有国有单位的痕迹，都很有追求，做事的第一目标不是个人要成为怎样的富豪，也就不太在意个人的股权问题。”

“这对他们后来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因为在金融、通信这样的重要行业，又是龙头企业，如果私人拥有很高股权，政府在心态上就会掂量掂量。同时，对马明哲、任正非来说，正因为动力是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所以他们敢闯敢试，干起来心态也更加从容。”

“如果问马明哲，平安姓什么？他曾不止一次说：平安姓社会，属于全体股东。管理层就是打工仔，我们不为某一单个股东服务，而是服务于全体股东。”

既是创业家，又是打工仔，既具备民营企业野蛮生长的拼搏精神，又具备国有企业的稳健步伐、战略大格局与社会责任感，正是平安、华为、 万科以及它们各自创始人共同的品格。

历史的机缘，让马明哲、任正非、王石这些企业家在深圳风云际会，并与深圳这座城市互相成就，相得益彰。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创业家不仅为深圳、为国家创办了一个个世界级的中国企业，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他们一手建构了一个个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将现代商业文明的种子率先植入中国。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向这些创业家同时也是“打工仔”们致敬，既是对深圳发展成就的称赞，也是对中华民族和平崛起、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展望。